在呻吟中祈盼真情
当一个病人走进医院的时候，他不仅在生理上是个弱者，在心理上也同时陷入渺小。
做为一个弱势群体，病人期待关怀与扶助，然而在现实中，几乎每一个普通人，都曾在本应最人道的地方医院，治愈过身体病痛的创伤，却留下了心灵不散的阴影。
医院，一个承载了无限信任和依赖的地方，一个浓缩了世间生死的殿堂，在红色十字的注视下，默默地伫立着。
我们曾仰视它，我们曾畏惧它，现在我们要直视、俯视、透视它。
我们都会有疼痛的时刻，但它不应来自医生的手；我们都会有失望的时刻，但愿希望不是被医院打破。
得病的人最不善于掩饰自我，医院是病人流露真情的地方。病人有权得到真情的回报，而不是伪善和冷漠。
我们多么希望医院里充满了天使的微笑而不是苍白的面容。每一张处方都负担着一个生命的重量，它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每一句话语都浓缩着人性的柔情，它能融化严冬的坚冰。
医院，应该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但是……
文/童言
痛苦的“红包儿”
头破血流
医生的手冰凉
医院大门朝后开
体内遗留问题
恐怖的血
黑色病例
不可告人的实验
天使卖药
江湖暗器
回扣最狠
昨天的神圣
隐藏温情和善良
病人就是消费者
痛苦的“红包儿”
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三年了，重提这段经历，心依然有被撕裂的感觉。
1997年初夏，母亲得了绝症，发现时已是晚期。经历了一番奔波之后，母亲终于住进了北京一家有名的医院，主治大夫是同事推荐的，据说他有精湛的医术。能如愿找到他，对我们全家来说就有了一丝希望，“也许，他有回天之术，能使母亲的病情得到遏制。”
然而，一天、两天，很快三天过去了，看不到大夫有任何治疗的意思，甚至连到病房都不见来，有时候看见大夫从门前经过，满怀希望他会进来安慰一下母亲，没有。在这满怀焦虑和猜疑的时候，住院部走廊上写的不许医生收病人红包的警句提醒了我们。反复琢磨了医生的态度和表情后，我们决定做一件不光彩的事——向医生行贿——为了我那善良而苦命的母亲。
决心一下，我就开始变得忐忑不安：“如果大夫并不如我们所想？如果大夫拒绝怎么办？”，可是一想到那可憎的毒瘤正在每时每刻地侵蚀着母亲的生命，我就只有豁出去的份了。怀着复杂的心情，终于找到了机会。在几乎没有推辞的情况下，大夫接过了“红包”，记得当时他说：要不我先收着，等你母亲出院时再还给你。（我知道这只是一种说话的手段而已。）大约半个小时后，大夫找到我说：你母亲病情不适合做手术，先做一个疗程放疗，之后应该有机会做手术。稍做停顿后，他又用很帮忙的口气神秘地说：你得给放疗室的医生意思意思，这样会很快很方便，你母亲耽误不起。这样，又是300元的买路钱。母亲在放疗室果真没再受到在主治大夫那儿所遇到的冷遇。这使我至今想起来后悔，“为什么早没想到？耽误了好几天时间！”
其后又打理了母亲的住院医生，当然不是有钱没处花。于是父亲、弟弟和我开始每天推母亲去放疗。随着治疗时间的推移，母亲的病也越来越重，开始出现憋气的症状。而主治大夫却总不见到病房里来，母亲看到别的医生来看望他们的病人，很羡慕也很生气。为什么她的主治大夫总也不来？我们无法对此作出解释，只有暗自垂泪。也许，500元的红包在大医生的眼里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然而我们这并不富裕的家庭，却想尽量省下每一分钱留作母亲的治疗费。何况手术还没有做，到做手术时，红包一定是要再拿的。
一次，母亲突然出现浮肿，双乳巨肿坠得她连腰都直不起来，当时只有我和弟弟在医院，于是俩人立即心急火燎地去找医生，谁知大夫一点儿也不着急，只是说别人放疗从来没有出现过此类情况，然后就再见不到下文。人命关天，为了自己辛苦了一生的善良慈爱的母亲，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去医院总务科（大概是吧，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投诉。终于，中医科、妇科等相关科室的大夫来了几位，最后也没有解决问题。怕医生因为我们投诉而生气，我们又紧赶着向大夫解释：并不是投诉，只为弄清原因（实际上我们确实只是要求医院查明浮肿的原因），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情、那种绝望中凄惨的心情此生无法忘记。
一个疗程快做完时，母亲的状况突然有了好转，听弟弟讲放疗室的大夫说，母亲肺部的毒瘤已经变得很小了，于是心中便又有阳光开始闪耀。一天在电梯旁遇到主治大夫和另一位年轻的大夫，那位年轻的说：我说你母亲没事吧，你还不相信。主治大夫也说，就你最捣乱。我笑着说：我当然着急，那是我母亲。
一期放疗结束，医生建议再做十来天的放疗，这样会更好。我们当然同意，希望把那个可恶的、折磨母亲的毒瘤彻底地清除掉。所有放疗结束后，医生说需要做CT检查，然后说，打显影针会看得更清楚。全家商量后选择了打。谁知检查结果出来却是一个霹雳：毒瘤不仅没有描述中的缩小，反而更大，而且边缘模糊。更为糟糕的是母亲自打了针后，立即陷入痛苦之中，而期盼中的手术机会最终也没有到来。医生说：出院吧，没办法了。
放疗医生提议，母亲是自费，可以少开放疗费。但是办完出院手续后，需私下给放疗科四千元留做小金库用。办完出院手续后，家人陪病痛折磨中的母亲回了老家。不久放疗科的那位大夫便疯狂地呼我。我回绝了他四千元的要求，因为我不知道放疗费到底是多少。
一个月后，母亲在受尽煎熬后，离开了这个她热爱的世界。
在母亲住院期间，另一位赵姓专家曾经多次问我：“你们还有钱吗？”我永远无法原谅这些所谓的白衣天使们，他们常使我想起羊群中的狼。
文/亦恒
大嘴医院
1400元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镇某村村民王某1997年12月1日因病住入宁波市某医院，预交了2.5万元住院费。王于1998年1月7日出院，结帐时医院核算的医药费等总额为2.86万余元，其中计算住院时间为42天，病人要求重新核帐遭拒绝。经市卫生局核查，王某医药费应为2.72万余元。
2000元
北京市民李先生的岳父于今年2月23日住进某医院呼吸内科病房。3月1日，李先生去办理出院结帐手续，发现竟花了1万元。老人仔细核对后认为明细表上有一些没有用过的药。在病人和家属的坚持下，医院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核查，终于查出4种药帐目有误，退款2000元。
4000元
1999年5月，刘女士住进了京城某著名医院。18天后出院时，病人及家属对医院所收费用产生怀疑，他们随后向院方提出要求核对帐目。经核实，在病人住院当中医院多收费、乱收费达27次之多，累计多收费4000元左右，其中包括氧气费、药费以及设备使用费等几项。
头破血流
这个月里有一个星期天对我来说绝对是黑色的，尽管北京的阳光少有地灿烂了那么一回。
早晨出门的时候我还兴高采烈，因为有人作东请饭。菜过三巡酒却真的一滴没沾，可回家的时候，鬼使神差，在满是高高低低的脚手架的工地上狠狠地撞了一下，结果我面部被认为最具吸引力的部位——眉，确切地说是左眼眶，撞出了一个口子。鲜血马上就流了出来。
我立马叫了出租车，直奔附近的一家医院，按照标识先去挂号。玻璃窗里面的女声说，先到医生那儿拿牌再来挂号。
这个时候那些不争气的血还在往外流，态度坚决地陪着我通过医院长长的走廊。我只好安慰自己：就当献血了吧。在急诊外科，男医生说你上二楼，看眼科。见着血就发晕的我差点发火，如果不是他又毫无表情地接了一句话：那儿针小线细。
爬上二楼，遍敲和眼睛有关的科室，无一例外都是铁将军当家，锁着门。直到一个离眼睛已经很远的科室，才有一位白大褂说，没戏了，换别的医院吧。
于是又打车，到另外一家医院。急诊挂号大姐端详半天，说，该上眼科；分诊小姐又看半天，说，是该上眼科，往前走，四楼。
于是爬四楼。护士忙喊，X医生，有急诊。“非请莫进”的办公室里出来一位年轻女士，看了一眼我的眼，开了一张单子，说，去交费取药，再回来。于是我下四楼，再爬四楼，乖乖地回来。
气喘吁吁，终于可以“上床”了，花了140多元的医药费和20元的出租车费，我两厘米的伤口终于被缝了三针，终于获得了一块纱布。接着又回到一楼，又是一串的排队、等候。在“急诊”的两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又见到了灿烂的阳光。急诊期间的经历，与这灿烂的阳光比较起来，只能借用一句特俗的老话来形容：艳阳之下的阴影。
眼睛上的伤口算是暂时弄好了，可是我已经觉得不仅仅是眼睛有伤了，我已经被撞得头破血流，而造成我头破血流的，恰恰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医院！
早听说过对咱的医院这样那样的微词，早听说过咱的医院做过这样那样的承诺。如今百闻不如一见。医院、医怨，普通百姓，对医院无怨者，恐怕太少了。
就在我被撞得眼角流血、头破血流之际，与我同在一个单位的一位年轻人遭遇车祸，不治身亡。据称，在救治过程中，被医院耽误了整整8个小时！
报载医疗正在改革。以我之见，改革不要总在百姓头上挥动利剑。把这把剑悬在医院头上，悬在医生头上，或许头破血流的就不是我们患者了，那该多好。
文/林中行
中国消费者协会会长曹天玷元月28日在杭州透露，卫生部已经接受中消协的建议，正在修改备受消费者非议的“医疗事故鉴定办法”，不久的将来，医疗事故的鉴定不再由医院和卫生部门说了算。医疗纠纷近年来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医疗事故的鉴定是医疗纠纷的焦点问题，一直是由医院和卫生部门组成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的，结果往往有利于医院一方，曹天玷认为，这显然是对消费者的不公正。曹天玷介绍，除了这种全国性的规章将修改外，重庆云南等地已经开始在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中引进法医等司法界人士。草案对医疗事故的鉴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纳入了医疗纠纷的内容，对患者也是消费者作了明确界定，处理医疗纠纷将不再是卫生部门“内部”的事。
医生的手冰凉
坐在一位戴着白口罩的医生对面，我如实交待着自己的“罪过”——行房时没采取避孕措施。
“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3月4号。”
她抬起头瞟了我一眼，“去验个尿。”随后把一张白色的化验单推到我面前。
我用最快的速度把分散在一、二、三层楼的交费处、厕所、化验室跑了个遍，最终化验单上多了一个“+”。
“孩子要不要呀？”
“不要。”
“脱裤子上检查床。”
我四仰八叉地躺了一会儿，当医生冰凉的手碰到我时，全身不由得抖了一下。
“动什么动？放松！”
我尽量去想别的事，可无奈她的手在我的肚子上使劲按，我龇牙咧嘴。好不容易松弛下来，她又嘟囔着：“怎么这么胖。”
做手术的日子来临了。被叫进“计划生育”室，我发现自己上了一条工作“流水线”。先要脱了裤子，然后轮番躺在一个椅子上被清洗。洗完的人双腿夹着一块布蹭到旁边等着上手术台。
“你结婚了吗？”当我接受清洗的时候，那位工作人员（估计不是医生）粗声粗气地问。
“结婚了。”
“现在有些女孩特别不自爱，没结婚就跟人上床，下面烂着呢。”
我立刻觉得身体某个地方疼了起来。她说一句疼就“哼”一声，手上的力道也加大了。旁边等着的女孩中至少有两个脸红得像布，我也像做了贼被人抓住似的感到无端的羞耻。
终于躺在了手术台上，医生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一边训斥我躺的位置不对。术中我感到越来越痛，由呻吟过渡到哭泣，但医生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只是说：“忍一会儿就好了。”
“能给我打点儿麻药吗？”我问。
“做人流从来不打麻药。你怎么那么娇气！别动！出了事算谁的？”几声断喝之后，我只敢默默地流泪了。
走出医院，我忽然有种从屠宰场逃离的感觉。我不敢回头。
医院大门朝后开
医院堪称我平生最恐惧的地方之一，我想恐怕没有病的人是不愿意去那里享受的。那次我上医院，本身是很不值得一提的小病，脚底长东西，都七、八年了，上了很多次药，都不管用，下狠心去医院看看。
久闻医院挂号难，早早就去排队。不想却很顺利，不一会儿就挂上了号。这让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果不其然，我为了不到5分钟的门诊，足足耗费了一天的时间。
眼瞅着排队看病的队伍还有希望，可是总有一些散户从四面八方涌出来：“吴大夫，这就是我跟您提起的××”、“张大夫，我表妹这孩子身上不知道长了什么，您给看看……”
就在这一片温柔的话语中，关系户们堂而皇之地进去了。我望眼欲穿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爸爸要是医院的院长就好了。
一小时后，我还在原有的位置踏步，唯有耐心地等待。在哪里耍大牌都不要在医院耍大牌，那是跟自己过不去。
队伍在一点点地蠕动，就在还有一丝希望的时候，医生宣布：中午休息，1点半以后再看病。
当时真想扭头就走，可是不能白挂号，白排了半天的队呀。一肚子的火只能告诉自己，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
溜出医院先填饱肚子，时间尚早，只能干耗！
1点半了，继续排队等待……
我不得不感慨关系户的面积之庞大，也不得不慨叹会有这样多的人需要看病。要怪只能怪自己的脚长得不好。
终于轮上了我，我有种期待已久的兴奋，好像盼了许久的一件礼物，最终得到的感觉。
看到医生那张严肃的脸，顷刻间击碎了我瞬间的兴奋。“把袜子脱掉”，医生隔着3米远，眼皮只是微微一抬，扫了一眼，马上就低下头，在一张纸上快速地勾画。然后顺势把那张薄纸推给我：取药去吧。
“这样快？”我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说后我马上就后悔了。因为我把医生惹急了。“那你想怎样？信不过就别来”。吓得我赶紧打圆场：“不是，您别误会，这东西长了好多年，以前也上了不少的药。”“那就做手术，把它烧掉。”还是那个冷冰冰的语气。一听手术我可傻眼了，“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根除了吗?”“是，这不就给你开药了嘛，那就继续上药吧”，说着，她已经满脸不厌烦地叫了下一位了。
我很没趣地走了出来了，没有想到一天的等待就是这样的结果。
我不禁边走边在心里下决心：将来非医生不嫁，也好走个后门，享受一下高等待遇。
文／若是
体内遗留问题
腹中存断钳
浙江妇女刘云芳18年前在椒江人民医院做了剖腹产手术后，肚子一直不舒服，吃药打针都没用。今年初她不慎摔伤了脚，到台州市中医院骨伤科做CT检查时，医生发现其肚子里有异物，最后确诊该异物是一把长14公分左右的血管钳。1月19日上午，浙江省台州医院的医生取出了这把高度腐蚀且已断裂的手术钳。
伤口露棉花
今年2月4日，哈尔滨市市民吴绪来与人争执时被尖刀刺伤，来到坐落在奋斗路上的省某大医院门诊部就诊，外科急诊值班医生为他缝合了伤口。2月12日，医生为吴绪来拆了线，发现伤口红肿，便为他打了消炎针。在此后的几天里，吴绪来一直觉得伤口疼痛。 2月20日晚，伤口露出棉花头。22日，该医院门诊部从吴绪来的伤口处取出了残留在伤口内的长达3.5厘米的棉球。
腹中塑料管
1978年，46岁的北大附中教师曹静玉在北医三院做手术时，腹中被遗留了一根16.5厘米长的塑料管。此后，长期原因不明的疼痛使曹身心备受折磨，直到1997年初才在海淀医院被发现后取出。为此，今年2月，曹向海淀区法院起诉。
腹中螺丝帽
1998年7月，一农妇在武进市某镇卫生院做剖腹产手术后，腰、腹部一直强烈坠痛，四处求医不见好转。1999年7月，经CT检查，发现其腹部赫然有一金属螺帽。日前，这枚滞留腹中500天的螺帽被取了出来，她获得了5万元赔偿。
胸中藏剪刀
据圭亚那报纸报道，该国首都乔治敦医院医生在近日给一位名叫索曼的妇女作X光检查时，惊讶地发现她的胸腔内有一把做手术用的剪刀。这位已有4个孩子的妇女说，10年前，在与前夫的一次争吵中，前夫用刀把她的胸部刺伤，离心脏只差一点。后来，她被送往乔治敦医院，外科大夫给她及时做了胸腔手术，将她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但从此后，索曼添上了胸口经常疼痛的毛病。
腹中有纱布
一名47岁的日本家庭主妇于1989年9月因宫外孕在岩手县某医院进行了手术。9年来，这名妇女常被腹部疼痛所折磨。直至1998年6月，该妇女罹患乳腺癌，医院为其进行术前检查时才发现了留在腹腔内达9年之久的纱布，只得重新打开腹腔将其取出。患者怒不可遏，一张状纸告到了法院，要求院方赔偿损失550万日元。
恐怖的血
1995年8月，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体育教研室副教授张瑛因肺部感染住进成都某知名医院。9月，该医院在未经家属及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成分输血(白血球、血小板)，11月病人出院。1996年3月张瑛出现了厌油厌食现象，之后长期周身乏力，身体虚弱，经检查为肝、肾功能不良，反复治疗不见好转。1997年4 月确诊为丙肝，不久转为肝硬化。从那时直到今年初去世，她饱受病魔摧残，花去的医疗费，仅自费的部分就有4万多元。从1998年3.15日张的丈夫就开始投诉，两年过去了，妻子的尸骨已寒，仍没有结果。
1995年6月6日，珠海某公司员工唐某等7人因生产楼内的化学物品爆炸被严重烧伤，后被送往广州某医院抢救治疗。在抢救中，7人曾接受医院输血。不久，7人均出现黄疸、食欲不振等症状，经检查为丙型肝炎。日前7人向白云区法院起诉该医院，要求该医院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费等共100余万元。
1998年2月，山西省临汾县16岁的少年宋鹏飞因外伤接受手术。术中需要输血，当班医生没有通过正常途径从中心血站调血，而是由相熟的“血头”找到以卖血为生的文某，并于当天两次输血1350ml入宋体内。事后发现输血者文某竟是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已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宋鹏飞及其家人在当地从此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后经卫生部证实，山西因非法采血供血已有132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黑色病例
医院慢一步 产妇命归西
1997年11月3日下午，河南省济源市市民韩小梅被送到济源市计划生育指导站待产。分娩前后，韩小梅持续发冷、心慌，值班医生未采取任何措施。9点50分左右，韩小梅呈休克状态，医生被喊来进行抢救。因产妇需要输血，韩小梅的家属迅即到济源市血库取血浆，血浆取来后，计生站的化验室却没有值班人员，费尽周折才找来化验员。11点20分，医生诊断羊水栓塞，行子宫切除。手术在病房中进行，待取出子宫，产妇出现呼吸循环衰竭，于11月4日凌晨死亡。
医生接电话 病人脑萎缩
四川省达县农民汤亚辉于1993年12月30日入住四川达川地区人民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右侧耳源性面瘫。1994年元月，患者接受全麻下的右侧面神经减压术。手术中，麻醉师王跃华外出到办公室接长途电话，并未按规定进行交接手续，贻误了汤亚辉出现麻醉险情的有效抢救时机。后虽经院方抢救，病人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直到1994年3月份才苏醒过来，但汤亚辉因大脑缺乏氧导致广泛性脑萎缩。
医护不吸痰 病人窒息死
浙江温岭乡中专刚毕业的学生郭影旭1996年4月26日因车祸致第五颈椎骨折伴高位截瘫，入上海市中山医院骨科病房治疗。5月6日进行手术，经过顺利。5月7日3时左右，病人呼吸急促，遂启用呼吸机。机器气道压力报警后，值班医护人员只是调高机器的报警峰值而不给病人吸痰。病人呼吸愈来愈差，缺氧表现严重，面色青紫，陪床家属焦急如焚，恳求值班医生去请示上级医生和请急会诊，不予理睬；要求尽量再想些其他有效办法积极抢救病人，回答是：“现在就这些办法了，其他办法要等到早上7点钟以后，其他医生上班再说……”。然后不顾病人而去休息睡觉了。不久病人呼吸心跳停止。
医护不经心 胎儿死腹中
1998年 7月27日凌晨，临产孕妇钱玉清入安徽省望江县医院急诊，后转到住院部妇产科。助产士值班室的护士在睡觉，未及时起床接待病人，后在家属多方催促下让病人自己找了个床位。直至早上7时，当班助产士才到病房查看，检查听胎音正常。此后近两个小时内，医护未对产妇做具体检查和处理，其间产妇家属曾提议做剖腹产，未被采纳。直至9时30分再做检查时，已听不到胎音。
不可告人的试验
1998年，葛先生在单位组织下到北京一家著名的大医院进行常规身体检查。在体检接近尾声时，葛先生又被医生带进一间检测室，在头顶、胸部等部位接上电极后，医生开启了仪器，通上瞬时电流。葛先生顿时觉得肢体麻木，大脑失控。就这样被电击20多次后，医生停止了操作，并将10元人民币递给葛先生。为什么我体检还给我钱呢？经过询问才知道，此次测试被称为“经颅磁刺激诱发电位测试”。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葛先生当了回“试验品”。
无独有偶，46岁的让尼娜·盖里约是法国西部曼恩—卢瓦尔省的一个白人村妇。生育后经期总是拖得很长，便去找一名内科医生看病。M博士给她开了一种美国药。几个月过去了，让尼娜·盖里约开始发胖，脸色逐渐变黑，并受到了“种族歧视”。1980年她身上已经出现肿瘤，并且经常耳聋和失明。她的律师认为，让尼娜·盖里约“被人当作医疗试验品了，这是出于无法肯定、永远不可告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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