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不堪“精英”

　　人们习惯用“精英”来称呼他们：他们大多是年龄在28～40岁、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事业有成的男性。

　　坚毅、有魄力、善于学习等字眼都可以用来形容这群人，买房、买车也已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当这些分布在文化、经济、政治的圈子中，拥有“三高”（高学位、高收入、高地位）的“精英”正开始形成一个社会的“准阶层”时，人们发现，他们其实已经不堪重负……

　　本刊记者/刘英丽 丁尘馨

　　有位女性说，宁愿给一个精英男人当八奶也不愿嫁给一个普通男人。100万存款，一栋花园别墅，一辆本田车——足可以把一个白领男性压扁。

　　“我是男人，我的肩上承载两个人的欲望。现在我的钱多了，头发少了。”这是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老板的真实感受，也是目前中国都市里，相当数量的身居要职、事业有成的“精英”男士的生活状态。

　　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十年报告》中关于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调查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1993年启动的庞大调查系统，每年都会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公司、外商以及港澳台投资等企业的法人代表进行一次抽样调查，平均人数3000名，因而在全国具有代表性。一直在参与调查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秘书长李兰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企业家在十年之间遇到的心理问题与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

　　调查报告中显示，几乎所有的企业经营者的日均工作时间都超过了8个小时。在1994年，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企业家比例高达98%，10小时以上的为62.3%，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占到19%。而到了1997年，这个比例还在加大，企业经营者的时间分配情况是，工作11.23小时，学习2.14小时，总共多达13.37小时，整个群体的工作时间平均都超过了12个小时。

　　而年龄在30岁到40岁的年轻企业家们工作时间还要更多 在1997年的调查中发现，年轻企业家比40岁以上的企业家工作时间多一刻钟，而休息时间还要少一刻钟。

　　对于人类而言，“最后一个禁忌，不是吸毒也不是性乱，而是压力”，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人力资源与管理心理研究所讲师张西超，在撰文说明企业家压力时首先用了这么一句话。正是在压力之下，企业家的工作时间不断拉长；也是在压力之下，企业家的身体状况呈下降趋势，年轻的企业家也不例外。

　　有统计资料表明，到上世纪90年代，男性寿命平均比女性少活4年，而在解放初期，男性却还比女性多活3年。被大家称作“健康传道士”的洪昭光教授认为，影响男人健康的原因有四个：男人有泪不轻弹，男人有话不爱说，男人有病不去看，男人有家不爱回。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也证明了这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同一种病，男人去看医生的比例比女人要少40%。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企业家群体的心理状况，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深刻感到，企业家的心理压力来自于各个方面，尤其情绪波动是随着外部压力的加大而增强的”，李兰说。

　　另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又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现象是，当被问及“当工作中遇到麻烦，心情不佳时，您最愿意与谁交流”时，竟然有将近一半（40.5%）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独自忍受，一般不与他人交流”。

　　这个采集了大量真实数据的报告，揭示了这些衣着光鲜、享有高收入高地位的“精英”男士们在羡慕的目光之后令人担忧的隐患。他们的共同点是：像陀螺一样疯狂工作，但是内心渴望却是在50岁以前退休，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

　　“现在我拿命换钱，将来我拿钱换命” 一个创业者的自述

　　海天，35岁，曾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编导，2000年底，他离开央视，自己创办了一个文化传播公司。事业，在30岁后一切从零开始，海天说，创业这三年他经历了这辈子可能经历的所有境遇……

　　本刊记者/丁尘馨

　　现在海天经营着一家自己开的制作公司。有20个人，这在电视制作公司中应该算有一定规模了。虽然还有债在身，但公司从去年六七月份开始有进账了，并且慢慢持平。说起这三年来的经历，海天觉得自己活得比一般人都累。

　　我当时离开电视台的原因很多，觉得在台里自己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像我在中央台已经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个人能力已经达到一个程度，但是没有新栏目产生出来，你就不可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制片人的职位上去；而再往下干，当你的体力、能力都往下走的时候，你就没有竞争力了。

　　出来的时候，自己不懂管理、不懂市场、不懂运作，只会做节目。而那时候在电视台做的节目是电视台或政府需要，等我们真正面对市场的时候，它又是另一种要求了。这中间我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来适应这种变化。

　　每到月底，是我最头疼的。这时候房租、水电、机器设备的租赁费、各种花销还有人员工资都该付了，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一个月没有10万就顶不住。常常10万块钱一到账，第二天就都不见了。一开完支票，每人一领，账面又回复到零状态，我连钱都没见着，一切又重新开始。

　　而且我们在电视台大手大脚习惯了，刚开始，那个惯性还在，花钱没感觉。等到4个月后，我发现10万块钱花没了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这个状况已经非常可怕了，很恐怖。

　　这就好比我们自费出来旅游，结果发现——回去的车没了。

　　我第一年赔了几十万，简直就是灰头土脸的：债主追上门，官司打到法院，公司的人一夜之间都不见了，就剩一个照顾我们生活的小阿姨。前一天大家还有说有笑，第二天人全没了，那情景简直像梦一样。而且祸不单行。那几天，神思恍惚的，开车还撞到树上……

　　那时候，我几乎没有一个节假日，半夜两点回家是最正常的时间。早上睡到七八点或八九点钟，爬起来又去上班。有一段，我咳嗽不止，几个月都不好，咳到说不成话，一天半夜咳出一口热乎乎的东西，后来一看，是血。人家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相信：现在我是拿命换钱，将来我是拿钱换命。

　　我们真正开始有起色，是从做广播节目开始的。因为在当时这是个市场的空档。先做了一个广播的节目，叫《男士时间》。一期30分钟的广播节目，我们卖50块钱。接下来开始给各个电台打电话，那时候人家一听卖节目，听都不往下听，就把电话撂了。对于电台来说，他凭什么信任你，把一年或半年的钱汇给你——万一节目做了一半人跑了做不下去怎么办？后来让电台一个月一个月地寄钱给我们，我们一月一寄广播节目。等卖了六七家以后，就开始好转。现在节目做了两年多，全国播过我们节目的已经有六七十家电台了。 我们就成了全国第一家民营卖广播节目的公司。

　　去年，一家地方卫视听说我们能做片子，找到我们。这是一个对文化名人进行访谈的节目，特别是那些在过去年代里辉煌过的名人，我们现在称它为“抢救”。对我们做过主流媒体电视的人来说，总想做一点大事，做点有价值的事，这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所以我们下的功夫很大。

　　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大老板告诉我，你的公司如果能撑过第一年，第二年略有赢利，过了第三年，就可以了。我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基本开始赢利了。

　　现在我住郊区，每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会先跑到庄稼地里，让自己冲着太阳照15分钟，我想至少让太阳照着自己，感到我是健康的。每天用精神胜利法去鼓舞一下自己。有的事你不可能都跟朋友说，因为朋友也没有闲情听你说，谁不忙，谁不烦？——后来我就发现每天跟太阳说话挺管用的。特别烦的时候我也会开车到郊区山里头呆上一天，一个人静静的什么都不去想。

　　我现在在回家以后什么事都不去想，我买了一堆京剧带子，只要我一上车我就唱京剧，绝对不让我的精力再放在工作上，绝对一点都不想。这也是缓解压力的好办法。还有就是看书、写日记。

　　我发现，生活和做电视片子一样，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寻找方法、再去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坚定的信念是支撑自己的最重要的力量，没有了是非常可怕的。

　　海天相信生活总有一天会真正如他的名字那样，舒心惬意地在阳光下拥抱蓝天与大海。尽管现在，这个愿望和他还有距离。■

　　“自寻压力”的大学教授

　　他本可以在一所不知名的大学轻松地做下去，但他却选择了清华，从此，也就选择了一条压力重重的道路

　　本刊记者/刘英丽

　　初见李飞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办公楼的咖啡屋里，李飞一如他电话里留给人的印象：儒雅恬静，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按照你们对年龄的要求，再过一年我就不算是年轻精英了，”他笑着说。这位从河北青龙县走出来的国内知名零售学者刚刚度过自己44岁的生日。

　　“从考大学、上研究生、去法国留学到教学科研，我一直做得比较轻松。”李飞慢慢地说道。

　　李飞在北京商业大学工作长达19年，“完成教学与科研的工作量很容易，业余时间做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经常去企业提供咨询，在各种报刊杂志开专栏，也没有妨碍李飞在不到40岁时就被评为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且成为零售业的国内专家。“那时简直没有压力，很开心”。

　　不过，“一直想在名牌大学任教的愿望”使李飞不甘于平淡，2000年有机会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MBA班讲课后，他去清华教书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经过“两年时间的曲折反复”，他终于跨进清华大学。

　　李飞2002年5月正式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教师时，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过去与此时之间有了一个明显的分界，他觉得“压力突然增加了，与之前的工作形成鲜明对比”。

　　几乎在李飞进入清华的同时，清华大学开始了一场颠覆性却又静悄悄的“革命”——50岁以下的教师当中实行新的考核制度，依照教师的主攻方向将教师分为三个系列：教学科研系列、科研系列以及教学系列。学校鼓励年轻教师都进入第一个系列，这个系列的收入最高、承受的任务最重、压力也最大。

　　为了进入清华大学，李飞放弃了以前的教授职称，按照清华的标准降为“副教授”，而院校中副教授和讲师的压力是很大的。如今新的考核标准实施以后，压力更加凸现。李飞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喜欢的科研教学工作也会成为一种“苦恼”。

　　一向在教学上很自信的李飞刚到清华经管学院就碰了个不小的“钉子”。清华大学教师的教学评定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学生打分，打分排名在前20名会得到一个“笑脸”，如果是最后20名就给“哭脸”。李飞清楚得记得上个学期自己得到了两个“哭脸”，“那时很震惊，心里难受极了”。

　　清华有自己的科研评价系统。比如，发表的文章必须在规定的“核心期刊上”；研究的项目课题应是来自国家大型科研项目或者各部委的项目等等。在清华年轻教师的头上还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进入清华有三年聘期。三年期满，学校与教师之间双向选择，学校可能选择再续聘三年或者一直聘下去，也可能不再续聘。清华有一位今年8月到期的副教授，已经于5月接到学校的不续聘通知。

　　“清华有个苦涩的笑话，说每年都有学生自杀，只有一年没有学生自杀，结果那年有两个老师自杀。”李飞笑着说。这个过去经常“在跳蚤市场逛书摊，周末去河边找石头收藏”，甘于做一个“知识闲人”的人，现在“都舍不得腾出时间参加学院组织的郊游”。而且他还不是压力最大的，“有的同事在科研教学之余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幸好李飞算是个善于调整自己的人。这是他从自己过去插队以及法国留学的经历中得到的重要收获。从他平静的叙述中看得出他目前的心态还不错，“我现在就是把全部精力放在学校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上，尽量化解一些压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过，李飞还是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处于亚健康状态，夫人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还不如60岁的人”，说到这里时，他的脸上挤出了无奈的笑容。

　　也许，做一名“知识闲人”只能是李飞的一个梦想吧。 ■

　　“精”字“米”为首

　　中国汉字中精英的“精”，“米”字边，“月”作底。这似乎冥冥中注定了这群“精英”们的宿命：永远以追求柴米物质或荣誉为生命的第一目的，而花前月下的安详与浪漫将只出现在他所有目标实现之后……

　　本刊记者/丁尘馨 刘英丽

　　刚刚32岁的张立身兼两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代表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

　　张立每天的日程如下：早上8点从家里出发，8点半开始一天的工作一直到晚上6点结束。晚上会有一到两个小时与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同事开会，外加起码一个小时与自己指导的9个研究生交流。

　　“再加上处理一些应酬，我总觉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时间做。陪家人的时间也很少。” 因为很少休息，生活没有规律，一旦休息的时候张立会觉得很累。当电话打到张立处采访他时，他正在医院排号看病。

　　“精英”的代价？

　　尽管张立忙得井然有序，却绝对是对自己的时间身不由己。同样身不由己的还有新浪网全球新闻副总裁陈彤。了解陈彤工作状态的人，对他同情多于艳羡，他的工作“就像上了发条，永远停不下来。”由于互联网新闻是实时发布，又有无限的容量，所以“如果你愿意，每天做25个小时都可以。尤其是出点事情以后简直就是连轴24小时转。”陈彤说，他几乎所有的闲暇时间都是在考虑工作。

　　六七年前刚到新浪时还被说成是“刚毕业小伙子”的他，这两年明显苍老了很多，他认为这些年自己牺牲最大的就是身体——虽然为了工作付出那么多，可陈彤认为这是必然，“可能在中国现阶段很难找到一份工作不是很辛苦，收入比较好，感情生活也不受影响的。搁在这个位置以后好像就要不停地跑下去。足球场上的前锋只有不停跑才能发现对手的破绽，找到进球机会。”

　　像陈彤和张立这样的“精英”男士，其数量正在迅速壮大，它特别集中在一批新型的现代化职业当中，如公司管理者、私人律师、注册会计师等等，他们以脑力劳动为主，拥有高薪、私家车、私家房，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雏形。

　　自20世纪40年代起，在西方几个主要的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分层中，先后出现了以管理人员与公职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在日本，1975年时，“新中间层”已经占到劳动人口的34％，在美国，这个阶层的比例由1950的16.9%上升到1970年的18.2％。在其他国家如英国、德国等，中间阶层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他们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甚至引导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中坚力量。

　　但与此同时，曾经在全中国掀起“健康热潮”的洪昭光教授认为，现在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肝火上亢”阶段，竞争激烈、节奏快、压力大，所以整个社会阳亢，人也跟着阳亢、急功近利。因此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病年龄都随之提前了。像糖尿病、冠心病、多血糖病都有年轻化趋势。洪教授发现，目前都市“精英”人群中最为集中的问题是：亚健康、心脑血管病，以及家庭问题。

　　“精英”问题来自何方？

　　“这些精英男子的压力趋势是越来越严重的，”一直在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张宛丽介绍说，精英分子也是“高地位焦虑”的人群。张宛丽把造成中国“精英”们身体、心理等诸多问题的缘由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自我期待很高，有时超出他的能力范围。”因为他们既期待更好的目标，同时又担心失去现有的物质或者地位，所以承受了更多的压力；

　　二是“社会转型期的压力。”比如贷款的问题，在中国，工作的8小时中可能有六七个小时要琢磨资金的来源问题。企业家也要在关系网中运作，才能在同等条件下获得高于别人的市场，特别是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协调政府关系”上，企业家调查报告显示，这个比例从1994年的9.1％上升到2002年的17.5％。于是，精英层承担了很多不正当竞争的成本，也就是说，本来应该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制度成本，现在由他们承担了；

　　三是“相互之间没有形成一定的认同，也没有归属感。”人是需要社会支撑、心理认同的。而现在，虽然表面上形成了“精英”阶层联盟的雏形，但主观上的联系还是很少。在国外，中间阶层因为已经很成熟，他们之间的社交生活很丰富，会经常举办一些聚会，一起交流，排遣平时工作中生活上的压力。而在中国，一般情况下的聚会只限于一个小“圈子”，都是一些熟悉的朋友，谈论的话题与交流的信息都很有限。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秘书长李兰在对企业家的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很多企业家总是感觉没有人分担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虑。

　　而让所有中国“精英”都感到不平衡的是，现在这个精英层的付出与得到还不能成正比。财富、社会认同感、社会制度的制定、社会走向的发言权等都不能达到。

　　张宛丽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当培育发展中间阶层，那么就应该在一定的制度层面相应地给予一定的社会生存条件以及制度上的配套政策。

　　多久没有关心过自己？

　　当社会上部分人士开始关注、关心中国“精英”男士的痛与哀愁时，恰恰“精英”们本人依然忘我地在为自己的事业及所谓理想打拼。

　　曾在福建某城市的一家中型贸易公司任总经理的王先生的真实经历，也许能提醒“精英”们主动关爱自己。

　　2000年底，得知大哥得了胃癌后，想到自己母亲也是因为胃癌去世，47岁的王先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胃总是不舒服，有抽痛，并逐渐发展成吃不下东西。他决定去成都休假。而此前健朗的他，事业心很强，意气风发，发展计划甚至列到5年以后。

　　他猜是以前经常出席各种宴会，吃大鱼大肉给吃坏了。但王先生从来不敢去医院做检查，担心查出什么严重的毛病。

　　在成都，他找了一个乡下偏僻的小农庄，一个月200多块的月租，包吃包住。所有时间他都花在寻找很多“祖传秘方”的民间药方，甚至听信偏方：让蜜蜂在自己身上蛰，以蛰出毒素。

　　直至2002年，家人要求他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在去医院之前，他几乎就在交代后事了，临去的前一天晚上，一夜失眠。检查完，他几乎完全虚脱，因为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压力，他一个人哭了很长时间。

　　然而检查的结果竟是除了一点轻微的胃炎，其他根本没有问题，他一直不相信这个检查结果，接着他又开始新一轮吃自己寻来的民间的药和针灸。

　　直到2003年春天，经人介绍他去一个老医生那看病，医生说他可能是患了糖尿病。当确知自己得了糖尿病以后，他如释重负，连忙打电话告诉家，全家也都松了一口气，提心吊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病了。而医生告诉他，之所以会得这个病，是因为他常年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内分泌紊乱造成的。

　　从怀疑自己生病之后，他再也没有工作。他每天给自己补充营养，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试纸测试自己的尿液，看是否有问题，对自己身体非常小心，甚至到了谨小慎微的程度。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是家人对王先生说的，也是对奋斗着的“精英”们的一个警醒。不要忘记的还有一条：其实男人更需要自己关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