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独生”入世

　　1978、1979年中国正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25年后，第一批独生子女正走上工作岗位，开始步入社会主流。

　　这一代独生子女们从一出生起，就面对世人的议论纷纷。然而调查显示出，曾经被揶揄为“小皇帝”的他们，其实有能力承担起历史交付的社会责任

　　本刊记者/李径宇 文/黄艾禾

　　在短短数月里，郝与春已经换了3份工作。两天前，新单位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知道她的经历后揶揄道：“你们独生子女适应环境的能力就是差。”这句话令她颇为不快。

　　“我从来不说自己是独生子女，因为我觉得这种称谓有歧视意味”，郝与春说。

　　和郝与春一样，近两年来，毁誉参半的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陆续走向社会，而中国的社会责任也将由此逐渐转交到这一代人手上。从前被人们指为“小皇帝”、“心理脆弱的一代”、“自私一族”的他们必须要面对历史性的考验了。

　　名声不佳的“小皇帝”

　　中国1978年开始在城镇全面推行独生子女制度后，产生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大多有这样一份履历——六七岁入学，接受9年基础教育，然后3年高中，4年大学，到今年，正好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纪。

　　现实的问题是，独生子女在未进入社会之前，一直被各种负面的舆论所包围。可以说，第一代独生子女在未成年前，就已经“名声不佳”了。

　　1985年，美国一家杂志刊登了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借独生子女父母之口，第一次给这一代独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

　　1986年，一篇题为《中国的“小皇帝”》的报告文学，向中国社会发出警告：“中国的历史进入80年代以来，各种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一起来临，其中就包括出现在每个家庭里的宠儿，更确切地说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养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综合症的孩子——独生子女们。也就是说，凌驾于家庭、父母及亲属之上的‘小皇帝’，已遍及千家万户，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皇帝’。”

　　这两篇文章的矛头直指中国独生子女一代。

　　经过这样媒体渲染，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独生子女看成是这样的人群：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为所欲为，十分任性、自私、贪婪和霸道；只注重自己的感受，只想自己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却较少顾及甚至不顾及他人的利益；不太注重名誉，意义，而崇尚金钱，实惠，追求高消费，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中国青少年中心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谈起独生子女一代时，70%的中小学教师都是持否定态度，优点几乎谈不出来，95%以上的人都认为他们“今不如昔”。

　　而来自山东青少年管教所的管教人员李康颐的一份调查显示：少年管教所、女子监狱在押未成年犯中，独生子女占到总数的17.62%，并呈继续上升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达8000万人之多，如果独生子女出现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问题。甚至有人惊呼，独生子女政策将会毁掉中国的整整一代人。

　　六番深入调查：为独生一代正名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风笑天，称得上是中国社会学家中研究独生子女一代的第一人。从1988年起，他就开始了对独生子女的跟踪调查。那一年，第一代独生子女们大约10岁。此后，随着这一代人年龄的增长，他又分别在1990、1996、1998、2000和2002年，五次对独生子女们进行跟踪调查。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考察独生子女究竟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有什么差别，并且考量一下独生子女会对社会有那些方面的影响。

　　头两次调查，这些独生子女们还都在上小学。调查对象主要是孩子家长们，以了解孩子们的成长背景。

　　风笑天发现，这些家长在年龄上约比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的父母们年轻3～6岁。他这样描述这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不平常的人生经历：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度过他们的小学时代；在十年“动乱”和“上山下乡”中，度过他们的中学时代和青年时代；在恢复高考和抓经济建设的背景中，开始他们的婚姻和学习；在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关键时刻开始生孩子；当他们开始培养他们惟一的孩子时，社会改革、企业竞争的大背景又一次绷紧了他们生活的弦。独生子女父母的特殊经历，的确是我们理解这一代人的基本依据。

　　在进行第三、四次调查时，这一代独生子女们已经上了中学。调查的主要题目，是孩子们的社会化过程。

　　调查发现，年龄越小的儿童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越大，随着年龄的增大，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在逐渐减小，不同之处越来越少。尤其是到了高中和大学阶段，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几乎完全消失。

　　风笑天对此的解释是：社会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是随着独生子女的年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年龄越小，父母、家庭对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影响和作用越大。随着年龄的增大和社会接触的范围的扩大，加上青春期心理的变化（比如独立性要求、逆反心理），孩子开始和父母及成人疏远、隔离，向同龄群体靠拢。每一个孩子，所面对的父母家庭是不同的，而他们所面对的学校、同龄群体、大众传播媒介则是相同的或是相似的。正是这种后期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共同性，逐渐地洗磨掉两类儿童早期主要由于家庭的不同所导致的差异。因此，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独生子女所具有的特点，实际上是这一代儿童（包括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区别于其他时代儿童的整体特点。

　　到了2000年和2002年，风笑天的调查对象们——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了。

　　风笑天就工作选择、职业适应、人际交往、继续学习、婚姻恋爱、家庭关系、家务表现、自我评价等方面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了比较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选择方面，与20年前人们的担心恰恰相反，独生子女们的独立性更强些。独生子女特别是独生子，完成学业后自己应聘的略多，而非独生子女则是学校分配和通过家人、亲戚找工作的略多；在职业适应、人际交往、继续学习、婚姻恋爱等方面，两类人群的差别也很小。

　　事实上，在80多个调查选项中，只有20多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存在差别，这足以得出两者在社会化发展上不存在显著差别的结论。

　　风笑天的调查打破了长期以来社会对独生子女的误解和偏见。正是基于这些调查，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风笑天就宣称，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地为独生子女在早期所表现出的与其他儿童之间的某些差异和问题担忧。另一方面，也应努力从急剧变化的社会中，去寻找、发现和改变那些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因素。

　　为孩子的成长，应该改造成年人的世界

　　其实，在中国之外，虽然没有实行人口控制政策，但从20世纪开始，独生子女已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社会现象，有些国家的独生子女已达儿童总数的30％～40％。一些心理学家通过与非独生子女的对比研究独生子女，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派别：一派强调独生子女的消极方面和弱点，认为独生子女是“问题儿童”，身体健康情况不佳，并列出了20余项独生子女不及非独生子女的特点，对独生子女的个性、成长持悲观态度；另一派强调独生子女的积极方面，认为独生子女一切都优越于非独生子女（如生长发育快、早熟、性格和行为特征优越等）。

　　问题是，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对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非常悲观，从而对中国计划生育国策产生了怀疑情绪。

　　“如果你由于某种原因只能有一个孩子的话，我建议你应该到孤儿院去再领养一个孩子，把他和你的孩子在一起养大。等他们长大以后，不应该是这个孩子感谢你，而应该是你感谢这个孩子。由于他的存在，维持了你们家庭的平衡。”——有人如此解释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这句话：计划生育政策注定会给中国造就一代“畸形儿”。

　　当这些人将独生子女称之为“问题少年”时，另外一些人则指出，独生子女身上的弱点并非是独生的特点所致，却几乎都可以在教育上找到原因，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持此论调者认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同时，由于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大都经历了“上山下乡”和“文化大革命”，在内心里希望自己年轻时失去的东西由孩子来实现，这又使得家庭教育的手段和功用发生了一些扭曲。

　　“十年前我曾经写过《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当时引起了对这一代人的热烈讨论。实际上，不是中国的孩子不行，而是教育的问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研究员说。中国父母们对孩子说的典型的一句话是：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要你管，这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的一个代表性言论。“这样一种教育必然导致他的多种方面的人格缺陷。”

　　比如，独生子女们在独立性与依赖性上，常常表现为是一种矛盾的混合体：他们心理上是渴望独立的，行为上是却离不开依赖。他们特别希望自立、自主。还会有很多权利意识 父母进他的房间应该敲门，日记不让大人看，甚至做什么事不让大人知道，等等。但是由于是在一种娇惯、包办代替的生活中长大的，就养成了一种依赖的习惯。这就是教育上的问题：你没有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孙云晓的研究发现：实际上是习惯决定了人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用俄罗斯一位教育学家的观点说：习惯是一个人的道德资本，存放在你的神经系统里。你有了好的习惯，你一辈子都享受不尽它的利息；你有了坏的习惯，一辈子都偿还不完它的债务。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经在全国12个城市调查了3284名独生子女及其家长，这项权威调查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独生子女的社会道德素质好，兴趣爱好广泛。但他们在个人道德特别是在创造性、独立性和勤劳节俭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另外，富有同情心和较富有同情心的独生子女占绝大多数（84％）。这一调查被认为是对独生子女的客观评价。 ■

　　独生一代：80年代下的蛋

　　独生子女一代的诞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1979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一项人口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年，610万孩子领取了独生子女证。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阐述了控制中国人口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而在当时，人口控制政策被认为在中国来得已经是太迟了。

　　在这之前，从解放初期开始，中国一直在效仿苏联的人口政策。但苏联的问题是，在二战中死了许多青壮年，留下许多寡妇，政府急需要鼓励大家多生孩子。虽然，有经济学家如马寅初们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向社会发出警示，但并没有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

　　在1955年，马寅初写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后又相继发表了《新人口论》、《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为什么强调人口的质量》等文章。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认为，中国人口增殖太快，影响中国资金的积累，主张控制人口，并提出三点建议：

　　（1）要在1958—1963年间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

　　（2）控制人口，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

　　（3）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是普遍宣传避孕。

　　他还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与质量不相称，要把人口的质和量适当地统一起来。

　　以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马寅初的意见受到一些当权派的嘲笑，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1964年突破7亿，1969年达到8亿，1974年达到9亿，1981年突破10亿，1988年为11亿，1995年为12亿。

　　一直到了1978年，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发现，要解决这么多人的温饱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说还有路可选择的话，那就是“控制人口数量”——而这，就是出现中国独生子女一代的时代背景。

　　到现在，据国家计生委统计处统计，中国已有8000多万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

　　到今天，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在四川、广东等地，生第一胎时已不需要“准生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始允许双方都属于独生子女等的特定人群生二胎。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将会渐渐放宽。

　　或许再过若干年，独生子女一代将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的独特一代。

　　三个独生儿的自白

　　独生子女真的是一个独特的族类吗？他们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与我们一样经历着生活的喜怒哀乐。所不同的是，他们头上有一顶“独生子女”的帽子

　　文/李静

　　“我除了独自享有父母的爱，没有什么特别”

　　小红：1977年出生，大学毕业，现为中学教师。

　　我感觉自己还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独生子女，从小到大，父母都非常宠爱我。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父母的爱全部集中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感觉非常幸福。

　　我是这么看待独生子女的：相对于非独生子女来说，他们都比较地单纯，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去争，这样就容易变得单纯。

　　我现在是一名中学教师，大学毕业已经三年，一直当班主任，我的学生已经高中毕业了。在工作中没有人因为我是独生子女而照顾过我，也没有因为我是独生子女让同事觉得有什么特别。我和同事的关系非常融洽，由于自己在工作上很勤奋，还得到了不少奖励。

　　我的男朋友也是独生子女，我们相处也很愉快。可能因为彼此的个性都比较强，也有争吵，不过我想这与独生子女没有关系。

　　我们惟一的压力，是我们两个人以后要照顾四个老人，经济和心理负担都非常重，这可能是我们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最不同的地方。

　　“我讨厌别人说我是独生子女”

　　小梅：生于1976年，研究生毕业，已经工作。

　　我很讨厌别人说我是独生子女，好像这个词与自我为中心，娇气、任性等词联系在一起。可是我从小到大，没有人说我娇气。上大学的时候，很多非独生子女干不了的活，我都能干。当有人说，你是独生子女？不像。望着他们惊奇的表情，我很开心。

　　作为独生子女，确实比同等条件的多生子女获得了更好的生存条件和受教育的条件。比如，上大学的时候我考研，父母从经济到精神上全力支持我。可是我的一个同学，他是非独生子女，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这样做。

　　但是随着成长，我不得不承认，从客观上讲，独生子女多少还是有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依赖性也比较强。比如在家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有家里人帮着做好了，在外面也就想让别人帮忙，好像很自然。

　　我觉得，与非独生子女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感觉生存的压力非常大，主要是赡养父母的问题。所以，将来找朋友我绝对不会找独生子女，这样两个人的压力太大了。我知道跟我的想法一样的独生子女不是少数。

　　“自己比较孤独，更重视亲戚之间的关系”

　　培培：生于1978年，大学毕业，目前在北京考研。

　　我现在在北京考研。自从离开家开始上大学，我对自己的认识就越来越清楚，独生子女的弱点也体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我现在比起以前成熟了很多，我觉得这些都是生活教会我的，如果我还留在父母的身边，我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娇气霸道的孩子。

　　我的家并不富裕，但是父母没有让我受过一天苦，我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独生子女的弱点，娇气就不用说了，最重要的是自己依赖性太强，很脆弱。

　　真正让我成熟起来是来北京的这几年，我一直住地下室，吃饭和穿衣都特别地节省，因为父母的年龄大了，挣的钱又不多，但是家里还是不断地问我钱够不够花。

　　在最难的日子，我穿着被雪水浸湿的鞋学习，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能够吃这么大的苦。

　　我现在的压力很大，主要是二叔的女儿刚刚考上大学，学医一共五年，我二叔的家境不好，我想尽我的力量供她念书。在别人看来，独生子女可能是自私的，其实因为没有同胞姊妹，自己比较孤独，反而更重视亲戚之间的关系。 ■

　　别用有色眼镜看待“独生代”

　　不跳出个人具体生活经历的局限，不理解这一代人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无法认清这一代独生子女是如何被中国社会塑造成今天的样子的

　　文/风笑天

　　独生子女的话题如同这一代人的出现和成长一样，既引人关注，又十分沉重。作为中国特定历史发展的产儿，在这一代人身上沉淀了太多太重的历史债务——他们是作为替上下几个世纪的中国人还债的一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他们又恰恰生长在一个与历史和传统太不相同的、并且是急剧变化的新的世界中。对他们的各种关注、担忧、误解和偏见，都是必然的。

　　作为这样一代人，他们会怎样成长？他们是否会成为与众不同的“新新人类”？从他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起，整个社会就一直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还是一幅显得有些杂乱的图画，但毕竟我们已经对他们有所了解。他们也已经在我们面前实实在在地成长起来了。他们显然是与过去任何一代都不相同的一代人，而这种不同并非意味着他们是那种存在这样或那样毛病的“特殊儿童”。

　　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说过这样一句话：“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二者，就不能了解其中之一。”在看待独生子女现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种被称作“社会学想象力”的眼光和视角。

　　作为一名探索者，在认识独生子女及其所带来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的过程中，我有两点感受：一是看待独生子女问题时（其实在看待任何其他的现象和问题时也是这样），要自觉地跳出自己的生活环境的局限来观察。我们既要看到我们身边发生的、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的事实，但同时又不能被这种活生生的事实所蒙蔽。因为，个人的经历永远只是一种局部的认识，它往往不能取代个人经历所未能覆盖、未能触及的更多的、同时也更广泛的现象整体。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独生子女真是很自私，很自我中心。比如，我隔壁的一个独生子女就是如何如何……”诚然，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独生子女如何成问题的依据。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在谈论这样的问题时，在他们在列举这样的例子时，他们实际上忽视了更多发生在他们身边的、行为表现都十分正常的独生子女。

　　之所以大部分人的行为表现被忽视，是因为他们与人们头脑中的正常模式相同，因而使人们“熟视无睹”，“司空见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无孔不入”的广播电视所报道的，也常常是这种特殊的、典型的个案和事例，可它们给人们所留下的印象却是有关独生子女整体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注意的一个方面。

　　第二，在看待独生子女现象和问题时，要将它们放到不断变动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去分析。当我们谈论今天的独生子女身上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特点都不是独生子女与生俱来的东西。独生子女之所以成为今天的独生子女，是因为他们出生在、生活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出生在、生活在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的时代。

　　不理解独生子女一代人与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弄清它们在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历史链条中的位置，我们是无法真正从本质上认清独生子女的特点，也无法认清他们是如何被中国社会塑造成今天的样子的。

　　当我们谈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如何不同时，头脑中一定不要忘记了时代的变迁留给社会的种种烙印。要仔细地区分我们在生活中所看到的种种差异和不同，究竟是两类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还是两代人（上世纪80、90年代生人与50、60、70年代生人）之间的差别。

　　当然社会的复杂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人们社会行为的复杂性等等，使得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种种探索都只能得到相对的、暂时的和或然的结论。我们只能努力接近真理，努力准确反映我们关注的现实。 ■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