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法国总统希拉克带领30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再次来到中国进行为其五天的正式访问。有理由认为，法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重要的大国，正在进入希拉克所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代，而且，这种紧密合作关系将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稳定存在。
法国和中国常被人们形容为“精神气质相似的国家”。相似不一定相容，但对中法两国来说，相似与相容却应该画上等号。
这种相似相容首先体现在精神层面的文化上。法兰西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精神，与中国儒家传统基于人性共同假设而演绎出的儒家大同主义，都具有超越种族界限的普遍主义价值取向。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一些宗教性的世界主义主张不同，中法两国的普遍主义精神追求，都建立在世俗而非宗教的社会基础上，都有着强大的对外来信仰的包容尊重意识，因此，在处理不同文明与价值关系问题上，两种文化都有着极强的亲和力，积累有丰富的历史经验。
共通的文化使中法两国惺惺相惜，但是，把中法两国拉在一起的，主要却又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文化，而是共同的战略利益。它当然也包括两国在思考战略问题时，共享了相近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说战略思维具有同质性。
应该看到，中法两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大国有大国的思考方式，它们能不能合作，就要看在战略思维上有没有相交、战略利益上有没有共同。恰恰在这方面，中法两国又找到了共同语言，两个国家的战略传统使它们没有理由不合作，而冷战体制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完全终结，则使合作由理由转化为了事实。
在国际政治从17世纪起，进入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所开创的国家主义时代后，近世以来法国的战略传统，一直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就是坚定的大国雄心。这一特点决定了具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精神气质的大国，不会成为法国长期稳定的盟友，它习惯性地要对霸权说不。在近几百年间，法国曾经在欧洲极力防止德国统一和英国控制欧洲大陆，而在上世纪60年代戴高乐执政时期，又曾坚决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和不顾美国反对与中国建交，并于去年伊拉克战争之前明确宣布将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这些都是其大国雄心与政治独特性的表现。
在现代意义上的、基于民族国家的国家间政治，自二战后彻底地由欧洲扩张到全球后，法国在欧洲的那些传统敌人，已不再可能与法国继续为敌，法国需要提防的对象，开始从欧洲大国转向世界性大国。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预言：美国将成为法国的新“敌人”。40年后，基辛格的预言果然成真。
但是，在19世纪以后，法国的战略追求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目标与实力的差距。基于人口、国土范围、国家地缘状况、经济总量、军事能力等因素，在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法国仅凭自身力量，实际上从此不足以挑战霸权，和实现其大国雄心、捍卫其大国地位。为弥补实力差距，它必须在大国体系中寻找可靠的盟友，以防止自己成为霸权力量的附庸。
在两极格局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之后，法国就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美国，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与霸权行为，则使法国更下定决心要用黎塞留所开辟的势力均衡原理制约美国霸权。排在霸权国家之后的大国因此成为法国需要联合借重的对象，一个实力正在上升、与法国有着共同精神气质的中国，很自然进入了法国的视野。
关键的是，法国的考虑与中国的需求不谋而合。对中国来说，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根据自身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采取的对外战略，应坚持的是以下三个原则：主动性、文化主体性与力量平衡。主动联合世界其他大国和国际力量，在坚持自身文明传统的同时捍卫人类文明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推进世界主要力量间的均衡，是中国必须做出的战略考量。
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使中法两国没有理由不发展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法国总统希拉克再次来到中国，告诉世人“我要向中国人民表达敬意、信任和友谊”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时法国名记者居内·索尔芒所曾经说过那一层“厚厚的帷幕”，已被完全拉开，中国已因自身在半世纪以来的迅速发展，而成为了法国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借重，这种借重主要并不在于经济，而是政治。
本报特约评论员妮梦舟相关报道见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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