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知,你走了一年了!”
9月26日,周国知的妻子汪碧秀一早起身,拉着一双儿女,沿着雨后湿滑的小路上了山。
在半山腰丈夫的墓前,她默默地摆上一张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家家乡亲的新房子。“你看,他们都住进新屋了,你放心吧。”她说。
墓前墓后,坡上坳里,挤满了和她一样前来祭坟的人。双腿残疾的胡顶成让侄子背着来了,福利院的老人们你搀我扶也来了,但更多的是她并不相熟的七里八村的乡亲们。有的捧一把野花,有的带一挂鞭炮;有的背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哭声、喊声、鞭炮声,打破了小山谷的寂静。
一声声呼唤着的是同一个名字,汪碧秀再也忍不住心底的哀恸。她用双手把最后一张照片摆在墓前正中,那是他们一家4口惟一的合影———只不过,全家人簇拥着的,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却是一张遗像。
“国知,咱们有了‘全家福’了!”她一头扑倒坟前,泪流满面。
背篓
像这样全身心投入,为群众排忧解难,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周国知称得上20年如一日。
乡里人都知道,周国知有“三件宝”:背篓、手电、解放鞋。椿木营山高谷深,地广人稀,人称“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手电和解放鞋,对于周国知这样经常走村串户的乡干部是必备的行头;而背篓,是他解民困、分民忧最好的帮手。
身为山区农民的儿子,背篓在周国知的人生道路上,有一番特殊意义。周国知的老父亲周东海说,国知11岁时,就开始替人背柴。瘦小的身躯压上几十斤重的背篓,走30多公里崎岖的山路,背一趟,挣几毛钱。就这样,他为自己挣来学费,成了当时乡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
1984年,退伍回乡不久的周国知,经考试被录用当了乡干部。从此,这只不离身的背篓,永远装满了群众的事。春送种子,冬送口粮;种地送化肥,过年送补助。他的背篓,成了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的“百宝箱”。
为让当地农民尽快增收脱贫,周国知发动大家种药、种烟。他背篓里装上党参籽,挨家挨户送到群众家,帮着种到地里。他指导勾腰坝村林药场实行农户承包经营,还亲自联系为他们买来黄连、落叶松等药材苗木。如今,这个林药场依然红红火火,承包经营的几十家农户年收入至少2万元,还为村集体创收数万元。
当乡干部的20年间,周国知转过不少岗位,但他身上的背篓,却始终如一。当乡长,为发展经济背苗木,背种子;当计生办主任,为节育妇女们背红糖挂面、铺盖药品;当民政助理,给受灾村民或贫困农民背粮背物,给福利院的老人背柴米油盐……
他到底给贫困、孤寡的百姓,送去了多少帮助、多少温暖,谁也说不清楚。对他们,周国知不仅仅是“工作”,而是充溢肺腑的关爱之情。
山路
羊年春节刚过,还在正月里,海拔1650多米的椿木营寒风料峭。但一条条山间小路上,人们却越来越多地看到乡民政助理周国知行色匆匆的身影。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刚刚通过决定,决心年内在全州范围彻底消灭茅草房和岩洞屋,让所有贫困农民都能居者有其屋。这个消息让周国知像孩子过年似的高兴。
在椿木营土生土长的他,从小就体味到山民生活的艰辛。近20年乡村基层工作,他走遍了全乡每一户贫困农民的家。每到那些仍住在茅草屋甚至岩洞里的人家,眼看着屋外皑皑白雪,屋内四面透风,他痛切,却无奈。
现在,终于可以让这些百姓们走出茅屋岩洞了!他兴奋得急不可耐。上级的具体布置还没下来,他就开始提前行动。从3月3日起,全乡15个村84个村民小组,他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一户一户地调查摸底。确定了127家“消茅”户之后,他又开始一家家建档填表、为茅草房拍照、与每家人商定具体的建房方案和脱贫方案、落实救助资金、签订建房合同等等。忙前忙后,马不停蹄。
无论谁都不曾想到,天天起早贪黑的周国知这时已重病在身。时不时剧烈的腹痛,被他一句“老毛病了”丢在脑后。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今年的“胃病”非同寻常,但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那些一直住在茅棚里的特困群众的生活和心情,他决不愿意因自己的身体拖延这项工作的进程。
周国知去世后,人们粗粗算了一下,从“消茅”工作开始到病倒住院,仅3个月时间,除了外出开会和必须的办公室工作外,他几乎天天奔波在椿木营的山路上,有时一去就是好几天。127家“消茅”户,就算每家跑一趟,他至少也走了1500多公里。
病榻
2003年6月9日,周国知将127家消茅户的实地调查、合同签订和归档工作全部完成,面交乡党委书记李明山,结结实实说了一句话:“全的,一户也没落下。”
这时候的周国知,又黑又瘦,1米7的个头只剩下不到90斤的分量。
两天后,他被乡里送进县医院。检查的结果:肝癌晚期!
家人和同事瞒着他,说得了肝炎。周国知对陪着他的大哥周灵知说:“哥,让医生开点药我带回去吧,住院太花钱。”周灵知抬出乡党委镇住弟弟,要他安心治疗。周国知心急火燎地说:“我还有好多事呢!”
走不了,他只好一一交办给哥哥:“乡福利院烧火的煤已经不多了,你一定要上山一趟,找黄书记取1000元钱,给福利院买上煤啊。”
“哥,勾腰坝2组的军属汤生彭那,你得抽空上山替我捎句话。我已经在沙道沟镇为他联系到建房的便宜瓦(沙道沟镇距椿木营乡有几十公里路程),现在我不能帮他去拉了,让他带上我写的这张条子去找人,快把瓦拉回来。”
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病床上的日子度日如年。一天深夜,周国知让大哥坐到他床边,问道:“哥,你实话告诉我,我到底是啥病?”再也瞒不下去的周灵知哽咽了,说:“国知,你是肝癌,已经到了晚期!”面对如此噩耗,周国知的第一反应却是埋怨大哥:“你们早知道这病治不好,为啥还要送我住院,为啥还要叫乡里为我花冤枉钱?1天100多块,能给群众办多少事呢!”
9月3日,在周国知的坚持下他出院回到家中,出院时他拒绝开任何治疗药品,只带了10支止痛的杜冷丁。忍受着肝癌晚期非常的痛苦,自知时日无多的他,心里越发有万千放不下的牵挂。
他最后一次为自己的“消茅”联系户胡柏春家落实了100元救济款,对来看他的胡柏春交代:“我最放心不下就是你们家,我没能帮你们到最后,实在对不起你们,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建好新屋,发展生产。”胡柏春一个劲地抽泣:“我这辈子怎么报答你啊!”“你过上好日子,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碑
2003年9月27日深夜,周国知永远告别了椿木营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年仅42岁。在这个偏远的山乡,从不曾有哪个人的死,惊动了那么多非亲非故的百姓。10里、20里,40里远的山路上,扶着、搀着、还有让人背着赶来的群众络绎不绝。周家屋子坐不下,邻居们腾出房子,大家轮流到灵前坐一坐,站一站。漫天大雨里,几家村民毫不犹豫地砍掉自己正在生长的苞谷,开出几米宽的通道,无数乡亲伸出手臂,托起棺木送他走向长眠之地。
周国知走了,生前身后,没留下什么财产,也几乎没留下任何记述自己的东西。没有日记,没有发言,没有形形色色的材料,更没有豪言壮语。她妻子,翻遍全家,甚至找不出一张丈夫的照片。
但在全乡百姓心中,却刻骨铭心地记着他的名字,记着他带来的温暖和帮助,记着他掏心掏肺的关爱之情。我们写下的关于他的每一个故事,全来自椿木营百姓的叙述。关于他的一切事迹,都是椿木营群众从心里掏出来的记忆。
十几年前,乡亲们为了感谢周国知在悬崖峭壁间背水泥,在彻骨冰凉的河水里淘沙子,带领他们建起“幸福桥”,在桥头立了一座功德碑,但周国知却悄悄地把碑上自己的名字抹去了。他对前来“抗议”的村民熊昌余说:“共产党人的功德碑,应该建在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为此,他奉献了自己全部的心力,燃尽了自己赤诚的生命。周国知,像生他养他的鄂西大山一样,静默无语,却巍然耸立。惟山里百姓的口传心念,让他的事迹和他的名字,像土家人的山歌一样,愈唱愈远,绵延不绝……
这就是他的碑。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账本
周国知病倒住院后,乡里让魏光荣暂时接替他的工作。财务交接,清点完毕,涉及的83万多元资金以及各种救济物资,分毫不差,就是多出来3床棉被,那是上任民政助理忘记入账所致。
魏光荣一点也不奇怪,多年来他与周国知先后4次工作交接,财务涉及金额有千把元的,也有近百万元的,每次的账目都是这样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现在,接替周国知工作的魏光荣就坐他原来的办公室里,桌上有个玻璃瓶,是周国知当年的水杯。魏光荣每天上班,都先给这个瓶子倒上水。他说:“是一种念想,像国知这样的人,你不能不钦佩。”
周国知20年来先后任过乡长、计生办主任、民政办助理等职务,都是直接关系群众利益的岗位。虽然工作繁杂艰苦,但在乡级政府中被认为“有职有权”,手里还管着大量国家投给群众的资金。
对这份“职权”,周国知看得很重,上要对国家负责,下要让百姓满意。他常说:“我手里的每分钱都是群众的救命钱。用出去之前我都得想一想,这钱该不该花,对不对得住老百姓。”这么多年,无论再大的困难,再大的理由,他自家和自己的亲属没从中得到过一分好处。
2002年春天一场风灾,椿木营乡多户农民受灾。负责救灾款发放的周国知惟独漏发了同样受灾的自家、父亲、姐夫、妹妹和弟弟家。亲戚们有些不满,找上门来。他耐心解释说:“国家的救济款不多,咱们就让给更困难的人吧。”
他的父亲周东海已81岁,也是享受优抚的复转军人。除了每月固定的优抚金,他没让父亲得任何其他救济。一次红十字会给椿木营乡一批救济物资,乡里已经分给他父亲20斤大米,他硬是从名单里划掉父亲的名字,自己掏钱买了20斤米给父亲送去。
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在周国知身上显现得近乎“不近人情”。
女儿周莉,自小深受父亲疼爱。小学4年级时,有一天到父亲办公室找他,随手在办公桌上拿了几张信纸。一向对女儿和颜悦色的周国知立刻板着面孔训斥她,怎么能随便用公家的东西!至今,周莉想起这件事还觉得满心委屈。
周国知上有年迈的父亲,家有多病的妻子,下有两个上学的子女,一家人的日子入不敷出,紧紧巴巴。他家的4间木瓦房,从1986年开始盖到现在还未完工,整个堂屋的一面没有门板,用一张红蓝相间的塑料纤维布聊遮风雨。家里没一件像样的家具,连床上的被子也是十几年前结婚时的旧物。在女儿周莉看来,“爸爸不像当干部的,虽说拿工资,家庭条件还不如农民,除了旧军装,就没穿过什么别的衣服”。
曾当过30多年村支书的黎青山老人感慨说,周国知每年都负责救济灾民和贫困户建房,“但凡他有一点私心,只要每次从每户人家抽半块板子,他家的塑料布早就换下来了”。可周国知却从没这么想,更没这么做。至死,他的家还缺着一面墙。杨希伟曲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