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题：基层干部的楷模—周国知
新华网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杨希伟、曲志红）
“国知，你走了一年了！”
9月26日，周国知的妻子汪碧秀一早起身，拉着一双儿女，沿着雨后湿滑的小路上了山。
在半山腰丈夫的墓前，她默默地摆上一张张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家家乡亲的新房子。“你看，他们都住进新屋了，你放心吧。”她说。
墓前墓后，坡上坳里，挤满了和她一样前来祭坟的人。双腿残疾的胡顶成让侄子背着来了，福利院的老人们你搀我扶也来了，但更多的是她并不相熟的七里八村的乡亲们。有的捧一把野花，有的带一挂鞭炮；有的背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哭声、喊声、鞭炮声，打破了小山谷的寂静。一声声呼唤着的是同一个名字，汪碧秀再也忍不住心底的哀恸。她用双手把最后一张照片摆在墓前正中，那是他们一家4口唯一的合影——只不过，全家人簇拥着的，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却是一张遗像。“国知，咱们有了‘全家福’了！”她一头扑倒坟前，泪流满面。
山 路
羊年春节刚过，还在正月里，海拔1650多米的椿木营寒风料峭。但一条条山间小路上，人们却越来越多地看到乡民政助理周国知行色匆匆的身影。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刚刚通过决定，决心年内在全州范围彻底消灭茅草房和岩洞屋，让所有贫困农民都能居者有其屋。这个消息让周国知像孩子过年似的高兴
在椿木营土生土长的他，从小就体味到山民生活的艰辛。近20年乡村基层工作，他走遍了全乡每一户贫困农民的家。每到那些仍住在茅草屋甚至岩洞里的人家，眼看着屋外皑皑白雪，屋内四面透风，他痛切，却无奈。现在，终于可以让这些百姓们走出茅屋岩洞了！他兴奋得急不可耐。上级的具体布置还没下来，他就开始提前行动。从3月3日起，全乡15个村84个村民小组，他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一户一户地调查摸底。确定了127家“消茅”户之后，他又开始一家家建档填表、为茅草房拍照、与每家人商定具体的建房方案和脱贫方案、落实救助资金、签订建房合同等等。忙前忙后，马不停蹄。无论谁都不曾想到，天天起早贪黑的周国知这时已重病在身。时不时剧烈的腹痛，被他一句“老毛病了”丢在脑后。其实他自己也觉得今年的“胃病”非同寻常，但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那些一直住在茅棚里的特困群众的生活和心情，他决不愿意因自己的身体拖延这项工作的进程。
5月8日这天，周国知起床时就觉得“胃疼得格外厉害”，但他忍一忍，还是照样出发。晌午过后，他走进勾腰坝村特困户胡柏春家。
这个所谓的家，不过是一圈竹篱笆顶着块塑料布的破棚子。周国知第一次来时，胡家老少5口就躲在棚子里瑟瑟发抖。提起房子，胡柏春心酸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周国知手拉手对胡柏春说：“老胡，现在政府有了好政策，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帮你立个屋。”
这两三个月来，他跑了一趟又一趟，今天已是第6次登门。他告诉胡柏春，政府的扶持款还没到位，但他已经先帮胡家借到买砖的钱。他说：“到时我把砖拉到公路边上，你找人帮着运进来就行了。”
从胡家出来，他觉得实在支持不住，走几步就蹲下身子歇歇气。走走停停捱了两三公里，突然间一阵天旋地转，一头栽倒路边。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终于，天将擦黑时，村民赵海青路过这里猛然发现路边躺着个人，近前一看，天哪，这不是周助理吗？
赵海青是个哑巴。他急忙跑回村子，一边疯狂地“哇哇”大叫，一边挥动双臂比划，带着乡亲们奔往村外，把奄奄一息的周国知抬到村委会，又是喂水又是灌药。总算醒过来了，周国知看到一张张围着他的焦急的脸，反安慰大家说：“打扰你们了，我这是老胃病，痛过一阵就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一场生死边缘的挣扎，没能停滞他的脚步。第二天一早，周国知揣上几片止痛药，拄一根木棍，又上路了。周国知去世后，人们粗粗算了一下，从“消茅”工作开始到病倒住院，仅3个月时间，除了外出开会和必须的办公室工作外，他几乎天天奔波在椿木营的山路上，有时一去就是好几天。127家“消茅”户，就算每家跑一趟，他至少也走了1500多公里。
背 篓
像这样全身心投入，为群众排忧解难，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周国知称得上20年如一日。乡里人都知道，周国知有“三件宝”：背篓、手电、解放鞋。椿木营山高谷深，地广人稀，人称“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手电和解放鞋，对于周国知这样经常走村串户的乡干部是必备的行头；而背篓，是他解民困、分民忧最好的帮手。
身为山区农民的儿子，背篓在周国知的人生道路上，有一番特殊意义。周国知的老父亲周东海说，国知11岁时，就开始替人背柴。瘦小的身躯压上几十斤重的背篓，走30多公里崎岖的山路，背一趟，挣几毛钱。就这样，他为自己挣来学费，成了当时乡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1984年，退伍回乡不久的周国知，经考试被录用当了乡干部。从此，这只不离身的背篓，永远装满了群众的事。春送种子，冬送口粮；种地送化肥，过年送补助。他的背篓，成了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的“百宝箱”。椿木营地处鄂西偏远山区，山高路险，严寒多灾，生活和生产条件都十分艰苦。长期以来，这里的土、苗、侗、汉群众，总是被“贫困”二字压得抬不起头来。“群众生活苦，党员脸无光”，周国知认准了这条最朴素的道理，踏踏实实、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改变家乡面貌，服务父老乡亲。
在寒冷山区，地膜覆盖育苗能让玉米增产，周国知大力向村民介绍推广。很多人不相信，他就在自家地里先种示范，接着动员自己的亲戚种。全村48家困难户，他带着村干部用背篓背着地膜一家一家送，一家一家教。当年，采用地膜技术的群众家家丰收，户户增产，整个后坝的玉米亩产一下子从100多公斤提高到500公斤，全村人总算吃上了饱饭。
为让当地农民尽快增收脱贫，周国知发动大家种药、种烟。他背篓里装上党参籽，挨家挨户送到群众家，帮着种到地里。他指导勾腰坝村林药场实行农户承包经营，还亲自联系为他们买来黄连、落叶松等药材苗木。如今，这个林药场依然红红火火，承包经营的几十家农户年收入至少2万元，还为村集体创收数万元。
当乡干部的20年间，周国知转过不少岗位，但他身上的背篓，却始终如一。当乡长，为发展经济背苗木，背种子；当计生办主任，为节育妇女们背红糖挂面、铺盖药品；当民政助理，给受灾村民或贫困农民背粮背物，给福利院的老人背柴米油盐……
周国知做民政工作时间最长，他也格外牵挂那些困难户、残疾人、孤寡老人等民政服务对象。打开他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着乡里所有这些人的姓名、住址、家庭情况。对这些“最需要关怀”的人，周国知从心眼里处处为他们着想。
给烈、军属，红军失散人员等定期发补助金，他不忍心让他们跑几十里山路来乡政府，因此总是自己挤出时间、翻山越岭自己把钱送到他们手中。妻子汪碧秀说，就为这，他一年要多穿破两双解放鞋。
给乡福利院买煤，为了省点钱，周国知舍近求远，每次都跟着大卡车穿州过县，夜晚就睡在驾驶室里，就连装车也舍不得花钱雇人，抓起铁锨自己干。
凡有灾情，周国知更是闻讯必到。2002年，一场大风刮倒了挖断山村张宗圣的房子。周国知一听说，背上背篓，带上些救济用品，摸黑赶了十多里山路赶到村里。一大早就组织村民帮助张家清理物品，找地方借住，发救济款物，解了张家燃眉之急。
他到底给贫困、孤寡的百姓，送去了多少帮助、多少温暖，谁也说不清楚。对他们，周国知不仅仅是“工作”，而是充溢肺腑的关爱之情。
因伤致残、半身不遂的胡顶成，住得离周国知家不远。周国知难得回趟家，但一回家总要过来看他，问问生活情况，帮他收拾收拾地里的烟苗，还不时拿出自己的钱接济他。有一次，周国知在堂屋跟他说说话，接着走进后面黑麻麻的睡房，去翻看他床上的被褥。胡顶成小便失禁，经常溺湿，整个床上又湿又臭，被褥也沤得霉烂不堪。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顶在胡顶成的胸口，除了他自己患侏儒症的妻子，从来没有人想起去看看他的被褥。周国知没说什么，过了些日子，专门给他背来了松软的棉被。甚至到自己病入膏肓之际，周国知也没忘了胡顶成的这件事。他托自己的老父亲，又送来一床新被褥。“国知，一世好人啊！”像胡顶成这样，只要提起周国知就激动不已的人，在椿木营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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