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瞭望周刊记者 王 军
1979年12月15日，巴金写《怀念老舍同志》，反复忆起1966年“文革”风暴中老舍在自杀前一个月跟他说的一句话：“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老舍的这句话，正可诠释巴金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初衷。“难道五四以来我国的现代文学就全是废品、全是‘四旧’？”“全是害人害世的毒草？”1981年4月4日，巴金著文《现代文学资料馆》，追述“十年浩劫”中人们如打杀过街老鼠般无情摧毁文学资料的情景，发出这样一声长叹。
他正是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告诉朋友们”，中国现代文学“没有问题”。
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1984年老舍之子舒乙由一个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转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次年出任副馆长，2000年出任馆长，并一手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厦盖了起来。
整整20年了，舒乙的名字一直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挨在一起。他那奔放、率真、宽厚、好义的天性，是现代文学馆的“大广告”。哪个博物馆每个礼拜都有公开的讲演？哪个博物馆的馆长经常来当讲解员？大家会说，舒乙那儿的文学馆就是！
如今，舒乙是真正离开文学馆了。消息是在今年7月16日传出的，再过一个月就是他70岁的生日。他退休了，不再担任文学馆的任何职务，离开得很彻底。
最近，记者终于有机会与他一聚，听他诉说已经逝去了的文学馆的故事——
“回想起我在文学馆工作的这20年，我自认为忠实地执行了巴金先生的想法”
《瞭望新闻周刊》：能谈谈你此时的心境吗？
舒乙：我退下来后，心情很复杂，非常舍不得它。从我到文学馆到现在退休，正好20年。我这一生是25年念书，25年当工程师，20年办文学馆，现在70岁了。在交接会上，我说，退休下来，对我自己可能是个好事情，我可以出好多的书，办好多的画展，出好多的画册，还可以到处旅行，可以做出很多成绩来，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可能我又到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回想起我在文学馆工作的这20年，我自认为忠实地执行了巴金先生的想法，理解了他的初衷，文学馆没有在大方向上出问题。
《瞭望新闻周刊》：能不能这样说，你完成了巴金先生交给你的任务？
舒乙：巴老是文学馆建设的倡议者，怎样把他的想法具体化，需要有脚本、需要有导演，使之实物化，这个过程是由我和我的同事们完成的。打倒“四人帮”以后，巴金先生是觉醒得最早的文学家，他认为，一是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一是要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文革博物馆很重要，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实现。他后来致力于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说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件大事。
他为什么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要？我们猜想他的初衷有几个。一是反“文革”。“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打倒，巴老觉得非要成立一个中国的文学馆，去跟“文革”针锋相对，去诉说中国知识分子伟大的历史功绩。第二，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培养了好几代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是革命的原动力之一。第三，中国许多大作家有许多经典的作品，这是中国的骄傲，有许多文学的新品种因白话文而产生，是中国古代文学所没有的，如新诗、报告文学、话剧剧本等，这些东西都要集中地展示给世人。
《瞭望新闻周刊》：你愿意怎样描述由你们一手建设起来的这个文学馆？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老的重要发明，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馆，有的话也非常的小，没这么大的。现代文学馆有48万件藏品，已成为中国最大最好最新的博物馆之一。
从1993年起，我们开始建设新馆，我们和设计单位密切合作，搞了一个新式建筑。张开济先生说它是“中而新”的典型。我们在基建费中拿出百分之几的部分，请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做了许多跟建筑一体的艺术品，并没有花额外的钱。我们还特别注意建筑的细节，因为中国建筑跟发达国家建筑的差距，主要就在细节方面。
《瞭望新闻周刊》：细节方面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用巴金的手模做的门把，这是你的创意？
舒乙：是的。我想到文学馆的第一个动作肯定是开门，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馆又是巴金倡议建立的，所以由他的手作引导，肯定每个人都特激动啊，马上就进入到一个文学殿堂了，给人一种震撼的力量。
“我还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常书鸿手里有一个鲁迅的面模……将来是一个很轰动的消息”
《瞭望新闻周刊》：馆藏文物方面，有哪些重要收获？
舒乙：在我主持工作期间，来了很多重要的手稿，老舍的两部重要的手稿现在文学馆，一个是《四世同堂》，一个是《正红旗下》。《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最得意的手稿，写于1944年、1945年和1948年这三年，头两年是用重庆的土纸写的，那时正抗战，土纸上不能用钢笔，因为一擢一窟窿，所以用毛笔。我征得姐妹们的同意，捐给了文学馆，这个手稿前年被国家确定为档案遗产名录，全国共43件，文学类只有一件，就是《四世同堂》。另外一部老舍手稿，是老舍先生最后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迫于政治形势没有写完，但已成为他的代表作了，这就是《正红旗下》。这部手稿是“文革”期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保下来的。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梁文蔷的电话，她是梁实秋的女儿，她说要把梁实秋保存的两样东西送给文学馆，是什么呢？是陈独秀在倒霉的时候，晚年在四川江津编的小学课本。陈独秀是大学问家，尤其是语言学、文字学。抗战时他躲在江津那个地方，国民党不理他，共产党不理他，贫困交加，但他非常执著地进行着文字学的研究，他编的小学课本是讲文字起源的，他的意思是中国字太多，小学生识别非常困难，但原始的中国字是象形文字，跟画画似的，从这儿讲起，小学生保证能认识，这个想法棒得不得了。他把书稿交给了在重庆的梁实秋，梁实秋为他油印了50本，陈独秀把第一本返给他，用毛笔在里面写了个序，这可是陈独秀的手迹啊。后来，梁实秋去台湾，把它印刷了，叫《文字新诠》，但不敢写明作者，但他在自己存的这本上面，非常工整地用钢笔写上：“陈独秀著”。现在这一本和前面讲的那个油印本，都捐到了文学馆。
此外，还有周作人的《知堂回忆录》手稿、旅法翻译家李治华的《红楼梦》译稿、闻一多被暗杀前一个月写完的《九歌》手稿。解放后，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叫“三红一创”，再加上一个《青春之歌》。“三红”是《红岩》、《红日》、《红旗谱》，“一创”是柳青的《创业史》。在我任职期间，《红岩》进来了，《红旗谱》进来了，《青春之歌》进来了，《红日》的一个电影剧本进来了。另外，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也进来了。巴金先生还把《家》的第五版的修改手稿给我们了。
去年，我还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常书鸿手里有一个鲁迅的面模。常先生去世了，我们就去找他的夫人，夫人病重，说有这个东西，在敦煌。就通知看房子的工人，没想到柜子倒了，碎了。我立即派馆员去把这包碎的拿回来，赶快找文物研究所，让他们像拼古瓷那样给我拼起来，拼了整整半年，送来了，完好。这个面模是鲁迅刚逝世时做的，将来是一个很轰动的消息。
《瞭望新闻周刊》：听说作家的文库也非常可观。
舒乙：我们成立一个制度，一个作家把东西捐来后，我们专门为他成立文库。现在有84个作家的文库，其中最了不起的是唐弢文库，他是现代文学的第一藏书家。巴金先生曾经说，谁要有唐弢的藏书谁就有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一半。唐弢先生去世后有6个单位来争取他的藏书，家属经过慎重考虑，给了文学馆。唐弢文库里共有4．3万册，其中我们整理出来的一级文物，就有141件。
“他就是崇拜老托尔斯泰言行一致，言行一致是多难达到的一件事呀！”
《瞭望新闻周刊》：我知道你以前不是搞文学的，是搞理工的，成绩还很大，怎么一下子转到文学这个行当里来了，是从小就喜欢这个？
舒乙：我1953年赴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大学林产化学工艺系留学，学的是木材水解专业，从木材中提取酒精、酵母。1959年我学成回国，推广这个技术。我主持的科研室，获过许多奖，最厉害的是全国总工会的技术革新先进单位。
我改行有两方面原因，客观上，我搞的项目基本上是战略项目，一改革后，厂长管的是奖金、效益，这个项目就停了。主观上，老舍先生恢复名誉后，老舍研究成了一个热点，但那时很多作家都有了很好的传记，唯独老舍没有。当时，评论家们对我说，你作为一个直系亲属，能否用业余时间作一些调研？我前后几年的工夫，写了一个叫《老舍的童年》的长篇纪实散文，交给《人民日报》连载，引起很大的震动。从这个开始，我走上了文坛。1984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组要人，我毅然决然地调过去了。
《瞭望新闻周刊》：去文学馆是巴金先生请你的，还是你主动的？
舒乙：我主动去的，没有跟巴金先生商量过，但我估计他事先知道。因为我是通过当时作家协会的领导冯牧、罗荪、荒煤进去的，这三个人都是巴老特别亲近的，也是负责筹备文学馆的，他们作主让我到文学馆，并报告给巴老。我到文学馆后，访问过巴老。
《瞭望新闻周刊》：当时是什么情景？
舒乙：我去拜访他，好几次都是拿着文学馆的模型去找他。他总是非常鼓励地说很好，快一点快一点。我做了两件事是他最关心的，就是替他草拟了两封信，由他审读抄写之后寄给江泽民总书记，得到高度重视，直接推动了文学馆的建设。
《瞭望新闻周刊》：他有没有跟你谈过你父亲？
舒乙：有有有。有一次我做老舍的纪录片，要让他录一次，他特别鼓励做这个片子，说太重要了。他很尊重老舍。1949年6月开文代会，两路大军会师北平，一路是国统区的作家，一路是解放区的作家。在这个会议上，没有老舍，他还在美国。当时，解放区有的人准备批巴金，后来被周恩来发现，制止了。当时，文代会的领导是周扬、丁玲、冯雪峰、郭沫若和茅盾，周恩来注意到这个问题，过了一年他有一个动议，成立一个北京文联，再成立一个上海文联，北京由老舍当头，上海由巴金当头，这样，“四大巨头”都有安排，即郭、茅、老、巴。这样，每次巴金到北京来，老舍必须出面，因为他是地主。所以，现在留下很多老舍的便条：“老巴，今天晚上全聚德”。巴老不善言辞，有时候我在座，就看见巴老总是笑眯眯地听着别人讲呀笑呀，气氛融洽得要命。每次他到北京，我爸就打电话告诉别人：“老巴来了，赶快！”当成一件大事。
1991年6月，我访问苏联，去看老托尔斯泰的庄园，回来后很用心地写了一篇散文，叫《小绿棍》。托尔斯泰兄弟很多，一次他们彼此相约到这个庄园找一个小绿棍，说谁找到谁就有幸福，而且整个地区的人都受惠。我非常感动，就在地上找小绿棍，我捡了几个小绿棍，还摘了几支野花夹在我的笔记本里，回到北京后，寄给巴老。巴老那时写字已有些困难了，他花了好几天给我写了一封回信，他说老托尔斯泰是他最崇敬的人，他向往这个庄园，感谢我把花寄给了他，他就是崇拜老托尔斯泰言行一致，言行一致是多难达到的一件事呀！他要学习这个天性。这个感慨是巴金后期思想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许多中国人目前的大毛病就是言行不一致。而巴金的这番感慨跟他反省自己和提倡讲真话是一个脉络下来的。
“我们现在赞美巴金，就不应该搞那些最表面的东西，应该珍视他思想中最深刻的东西”
《瞭望新闻周刊》：巴金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想法尚未实现，但文学馆本身又有反“文革”的色彩。老舍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作为他的儿子，你参加了文学馆的建设，你是怎样理解这种姻缘的呢？
舒乙：台湾有人写文章批评现代文学馆，说文学馆里面看不到反“文革”的痕迹，其实整个这个东西就是反“文革”的，整个展览的这些辉煌的成就，本身就是反“文革”的。
《瞭望新闻周刊》：巴金先生有没有跟你说过文革博物馆的事情？
舒乙：他当然知道这个办不起来。但你可以看《随想录》，他直白地说，最终是要办起来的。“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没有被彻底否定，后来越来越不像话。巴老说要彻底否定，他一听到那些戏，就会发抖。为什么？他受难的时候，挨斗的时候，正是这个东西大行其道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赞美巴金，就不应该搞那些最表面的东西，应该珍视他思想中最深刻的东西。
《瞭望新闻周刊》：你指的主要是巴金对“文革”反思的这部分？
舒乙：是的。去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巴金百年喜庆艺术大展》，共有50幅画，其中有两张直接反映巴老的这一思想，一个是郁风画的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宣传画，一个是方成画的《苦读未悟图》，里面有巴金的一句话：“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五四’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达到。”
我搞了一个巴老作品的朗诵会，请一位演员上去念巴老《随想录》里的一篇文章《小狗包弟》，讲的是他养了一条狗，叫包弟，“文革”时有人抄隔壁邻居的家，他们怕小狗一叫就引到这边来，就商量把小狗送出去算了，省得惹事。这样就把包弟送到医院，成解剖对象了。包弟不在了，家里很安静，特别放心，但他夜里睡不着了，更不得安宁了，这是心灵不得安宁！所以，他写了这篇文章，纪念小狗包弟，反省自己。
“我看到这个手稿，心情特别复杂，就寄给曾卓，他看到后大哭！还专门写了文章。这就是文学馆的价值！”
《瞭望新闻周刊》：对当今的中国文坛，你有何评价？
舒乙：现在的写作，理想主义的色彩很淡。过去“五四”的那批作家，不管受哪一派影响，都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比如，以茅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是主题先行的。而另外一些人，像老舍、巴金、曹禺，他们没有主题先行，是凭自己的体验，凭感受，先找故事先找人物，然后引出一个附带的主题。在这两类中，第二种的文学造诣肯定要大，因为更接近文学本身。这一类的创作，是有一个很深的想法的，只是它隐藏在人物和故事的后面。比如《四世同堂》，讲了一个小胡同里一大堆人物的一大堆故事，而它到底想讲什么问题？现在分析出来的，它想讲的是，中华民族身上背上了沉重的文化包袱，这个文化包袱就是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要讲孝道，要对家庭负责，就不能出去打游击了，忠孝不能两全。所以，中国就一盘散沙了。最优秀的人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肯定要抗战八年，让人家欺负得一塌糊涂。包括影射周作人，老舍考虑的是这个东西。
他讲的很对呀。苏联就没有这么多的文化包袱，斯大林站在红场上一号召上前线，所有的教授都去了，当普通的士兵啊！三年就打回希特勒老家去了，这个问题肯定很重要。所以，老舍要讲这个，最后要在一部大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这就是这两派作家共通的东西。这帮大作家当年是非常认真地思考历史进程的问题，这正是那一代人非常令人景仰的地方，也是那一代文学很大的价值，也是其历史寿命很长的原因。现在的作家则缺少这个。这样的话，很难成大作品。
《瞭望新闻周刊》：关于文学馆，你还会想起哪些事情？
舒乙：我会想起当年我请冰心老人为建文学馆给邹家华副总理写信的事情。我替她起草好信，让她抄一遍，她用毛笔写完后说，累死我了！要是累死了，全家人关起门来打死你！邹家华接到信后，当晚就打来电话，说老太太，你放心。冰心还说我是你爸爸的朋友。多美妙的一个故事呀。还有就是巴老自己做表率，他分11次捐了7700多件东西。我记得1985年3月25日，他到文学馆，像长工交租似地掏自己的兜，捐出了自己头一天在北京刚收到的一笔稿费，里面还有钢蹦儿。他说要把自己作品重版的稿费都捐给文学馆。他最后一次是托他的老弟弟带来一些东西，是曾卓的诗集手稿。解放前，曾卓把自己诗集的稿子交给巴老准备出版，后来由于战乱，没有出版，几十年过去了，一次家人替巴老在家里整理他的汽车库，发现了。巴老有一个好习惯，就是不丢东西，那个时代的东西是珍贵的。我看到这个手稿，心情特别复杂，就寄给曾卓，他看到后大哭！还专门写了文章。这就是文学馆的价值！□
（欢迎订阅《瞭望》新闻周刊，邮发代号2-512，订阅价3.80元/期，全年197.60元。）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