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中国人对巴基斯坦是友好的,绑架中国人实在是‘不得已’。”看惯了恐怖主义制造的各种血腥暴力的场面,听惯了恐怖分子口中冷酷无情的话语,这句话听起来实在可以算温情脉脉了。
然而,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从当地时间2004年10月9日两名中国工程师被绑架至今,已经过去5天了。网络上不断滚动、刷新的信息,制造着远离现场的惊心动魄。除了静静地期待,默默地祈祷之外,对于这千里之外的“异端”,多少感觉有些无奈。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多尔蒂说,恐怖主义是出于政治目的或意识形态原因而使用暴力对付国家机构和公民的行为,它们古怪随意而且荒唐愚蠢,追求蓄意制造令人极为震惊和恐怖的影响。“9·11”后恐怖主义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伊战之后,绑架成了最流行的恐怖主义方式,然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却是与绑架相联系的斩首。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仅伊拉克境内就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约150名外国人遭绑架,其中至少有27人已证实被杀害。至于俄罗斯别斯兰的大规模绑架事件就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2004年5月11日,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段录像
身穿橘红色囚服坐在地板上的囚徒,身后站立着5名蒙面男子。简短的声明之后,伴随着颤抖的画面,近距离晃动的明晃晃的弯刀,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随着翻飞的手腕戛然而止……
被斩首的,是26岁的美国商人尼古拉斯·伯格。这是第一个被公开斩首的人质。此前,他在伊拉克遭到绑架。
这个斩首的场面不但以其血腥和残忍震惊了全世界,也使死者的家人痛不欲生。
伯格的父亲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说:“我的儿子是因为乔治·布什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罪过而死的。”
当然,没有政治因果不成其为恐怖主义。这也是产生恐怖行为最主要的原因。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想法也在被绑架者、他们的亲人以及许多普通民众中引起了部分共鸣,被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加以解读。
除了恐怖分子的仇恨之外,许多人相信这其中也包括他们政府的错误——在伊拉克事件中,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发起战争的美英自然有错;而那些追随美英,未经国际社会授权,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政府显然也是有错的;在伊拉克局势尚未稳定,大公司为了金钱利益而进驻当然也可以被认为是错误……至于在巴勒斯坦、车臣等地区出现的恐怖主义事件,似乎其获得人们“同情”的理由更充分。
然而,发生在巴基斯坦的针对中国人的袭击绑架事件却不是这样的。即便由此次事件上溯,除了“东土耳其斯坦”恐怖组织实施的恐怖行动以外,在过去20年中,中国人是遭受恐怖主义灾难最轻的群体。以今年广为蔓延的绑架类型的恐怖活动为例,许多国家深受其害,连很少参与国际事务的尼泊尔和菲律宾都未能幸免,但在此次巴基斯坦绑架事件之前,针对中国公民的恐怖主义绑架只有2004年4月11日的一次。结果还被证明是误绑,人质在第二天就获得了释放。
对于这两次针对中国人的绑架事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用了一句很形象的话来形容,“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确,在巴基斯坦绑架事件中,即使连绑匪都承认中国没有过错。绑架中国人,只不过因为巴基斯坦追随美国反恐,而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又特别好,在巴的中国人也比较多。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中国人在世界大多数地方与恐怖主义绝缘的时候,在巴基斯坦一年之中却密集地发生了3次。
正是由于针对中国人的恐怖活动,与这一时期其他大多数恐怖活动有本质的不同,巴基斯坦此次绑架事件也出现了许多与众不同之处。
在解救中国人质的过程中,巴地方部族解决事件的热情让人感动。绑匪所属以及人质滞留地方的部族首领迅速配合政府组成谈判团,参与谈判。到13日,表示声援的部族首领越来越多。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部族长老的权威向来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他们给绑匪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来自绑匪首领马苏德部落的一些长老甚至给马苏德本人打电话说,除非他释放两名人质,否则整个部落都将遭难,而且他本人还将面临部落处罚。坦科城的大部分商店也以罢市来抗议绑匪对中国工程师的绑架。
从已经披露的消息显示,绑匪至今对中国人质的态度还算友善。中国人质不仅得到了食品和衣物,绑匪甚至曾允许人质用对讲机与外界通话联系。在各方斡旋之下,要价也在逐渐下调。绑匪先提出要求巴政府释放所有在今年春季围剿行动中被捕的“基地”成员,停止对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的军事围剿。后来终于降低了要价,转而要求巴政府释放两名被绑匪点名的“基地”组织成员,巴安全部队解除对绑匪的包围并为他们留出“安全通道”。
巴基斯坦政府的重视当然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绑架事件发生前,巴方对中国工程人员的保护也算到位。在恐怖事件中,恐怖分子往往用鲜血相威胁,向政府决策者施加“道义”压力,令决策者面对良心谴责和部分民众的抨击,从而不得不在公民的生命与国家外交政策之间作艰难取舍。然而,政府还必须考虑,妥协有可能鼓励恐怖分子得寸进尺,贻害无穷。于是,世界各国对绑架类型的恐怖活动往往会采取强烈谴责,决不妥协的立场。然而,巴基斯坦媒体披露巴政府底线称,“如果武装分子释放中国工程师,政府将考虑武装分子的要求”。这或许只是一个表态,但这个表态也与各国惯常做法也有了明显不同。
绑架事件发生后,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援建人员被绑实属无辜殃及”。中国水电集团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孙越的态度更为乐观,他个人认为绑匪撕票的可能性不大。这样的情绪同此前的伊拉克绑架事件几乎相似,“伊拉克武装没有理由绑架中国人”。事实上,这种情绪其实也是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普遍认识。中国一位研究人员的话也许揭示了这种情绪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一贯的超脱态度与公正立场”。
的确,超脱态度与公正立场能够减少海外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活动,也能够在偶尔发生此类事件后促成事件的圆满解决。但是,10月9日的绑架事件似乎说明,中国仍可能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目标。因此我们应对恐怖主义的疯狂性保持警惕。
詹姆斯·多尔蒂分析说,恐怖活动的疯狂性在于,受害者完全是无辜的,和恐怖分子要达到的目的毫无关系,也没有能力影响事态的变化。疯狂性不仅是恐怖活动的特点,也是恐怖活动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恐怖“效果”来自于恐怖分子的非理性。如果一个“恐怖事件”在普通人理智范围内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这个事件就不那么令人恐惧了,也就不成其为“恐怖事件”了。正因为如此,这决定了恐怖分子有可能将任何国家、任何人列为其攻击目标。对恐怖分子,我们当然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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