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2004年中超联赛第14轮京沈之战尚未踢完，主裁判周伟新就不得不吹响了完场哨。正如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曾经担忧过的“中国足球早晚要出大事”那样，中国职业足球首例“罢赛事件”终于发生。3天后，面临重罚危险的北京国安俱乐部孤注一掷，致电北京市足协，宣称将“暂时退出中超联赛”，中超元年爆发出的赌球、派系、球场暴力等一系列丑闻，由此被推向了最高潮。
国安罢赛因其违反比赛规则和职业道德，受到舆论及主管部门的广泛批评。但国安方面也有话说。“中超联赛早已丧失公平的竞赛环境，而足协却麻木不仁，任其发展。我们再不站出来，中国的足球联赛完全可能毁于一旦。”北京国安俱乐部教练组组长杨祖武说。
中国职业足球的官督商办模式显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而在这低谷中，又潜藏着推行行业自治、实施科学民主管理的改革新希望。
职业足球陷入“末日危机”
与1993年英格兰甲级联赛升级为超级联赛的举措不同，2004年的中超升级徒有外在形式，而无实质内容。在升级之前，中国足协对各俱乐部的中超资格审查涉及多项内容，包括俱乐部实行公司制、要有完善的后备梯队建设、拥有合格的训练场地、俱乐部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3000万元等等。这一标准，与俱乐部的现实状况相差甚远。
在大多数俱乐部无法完全达标的情况下，中超资格标准最终被模糊对待，中国足协急切而草率地推出中超联赛。
在竞技、心态和文化上，中超全面继承了甲A的顽疾。2004年初开赛以来，坏消息接连不断，原有的黑哨、假球毒瘤没有得到根治，赌球、撤资、派系的“新三大危险”，又成为笼罩在联赛赛场上的更沉重的阴云。
早在今年中超联赛第4轮，上海国际俱乐部的队员、教练就因抗议裁判而集体罢赛，只不过没有持续到裁判吹停比赛而已。在客场对山东鲁能和重庆力帆的比赛中，大连实德俱乐部的领队林乐丰两次冲入场内，质问、追打裁判。重庆力帆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陈宏，也在第14轮比赛结束后，在球员通道拦截并推搡裁判陈红辉。
各种征兆表明，在外部形象被妖魔化的的同时，中超联赛已经得不到来自内部的尊重和珍惜，很多从业者都在接近癫狂的状态下破坏着游戏规则，进行着自暴自弃的表演。
赌球泛滥，正是远景希望丧失的最新体现。“现在的赌球太厉害了，比赛还没开打，老百姓就能知道比赛结果。”国安俱乐部教练组组长杨祖武说，“职业足球到了这种地步，好像世界末日到了，大家都在这个盘子里抢钱。”
在今年的中超比赛中，辽宁队曾有4球战胜大连实德和重庆力帆的强劲表现，但同样是这支球队，却3球败给上海申花和深圳。如此竞技规律被称为“过山车般的表现”，剧烈变化的盘口被称为“过山车盘口”，它们的共同点是难以预见。而诱导对手作出错误的判断，正是赌博致胜之道。
沈阳金德俱乐部的队长李毅男受到俱乐部的罢黜，金德俱乐部说，这是因为李毅男做了“对不起球队的事”。在辽宁中顺俱乐部，队长肇俊哲在与深圳队的第二轮次比赛中摔掉队长袖标，一度拒绝继续比赛。赛后他暗示，队友们卖球、赌球，是他情绪失控的原因。
辽宁本地媒体的报道说，辽宁队的球员们获得了某种私下的许可，有权依靠赌球所获利润，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
“袖标事件”之后，辽宁队原领队苏晓东被解职，各媒体直指，这是他带领球员赌球所致。辽足俱乐部对此采取了一种稍有否认、基本默认的态度，并由省体育局出面，调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副院长周铁民出任新领队，以整饬风纪。
事实上，中超的大多数球队都与赌球传闻相关。但是，正如杨祖武指出的那样，一些体育媒体中的某些“大牌”记者，自己亦利用“内部消息”参与赌球，导致重重黑幕被隐藏在角落之中。
《足球》报召开每轮联赛结束后的编辑会时，编辑记者们在讨论过程中常常疑惑，为什么每场比赛都像假球？他们不得不相互提醒：“不能这么想，真球还是有的。”
中超开赛至今，赌博公司开出的盘口常常高度契合比赛结果。比这些蹊跷的比分更可怕的是，中国职业足球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游戏规则，甚至已无自尊、自爱的基础，又没有任何管理机构主动承担责任来图谋改变。
官督商办模式走上穷途末路
2004年，中国足协甩掉经营了10年之久、正在急剧贬值的甲A品牌，把国内最高级别联赛升级为中超联赛，试图求得新的开始。在此11年前，恰好是中国足球走上职业化道路的1993年，英格兰足协将本国甲级联赛升级为超级联赛，经过包装和推广，成为目前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足球联赛之一。
当时，为了彻底消除由联赛中诸多俱乐部不规范甚至违法操作造成的不良影响，英格兰足协决定推出英超联赛，其核心是进行商业化运作，成立英超联盟，由英超联盟直接管理运作顶级联赛20支球队的一切事务，而足协退为单纯的监管者的角色。
中国职业足球的问题，恰恰是缺少一个可以与英超联盟相比照的行业自治机构。中国足协具备双重性质，名义上是行业协会，其实更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具备行政权的足球管理中心。这一政企不分的格局，导致没有人能够代表各俱乐部的统一利益，中国足球也就无法实现科学民主管理。
谋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互相损害，由此成为职业足球的潜规则。
在中国12家中超俱乐部中，由国企投资的俱乐部往往“烧钱”气势慑人，逼迫由民企投资的俱乐部步步退缩。山东鲁能就曾以60万美元的高额年薪，从大连实德阵营中“抢”走外援韦德克。类似的小动作，事实上违反了各俱乐部的集体利益，使得从1997年起就由俱乐部总经理们倡议提出的“限薪方案”，历经7年而无实际结果。
限薪未果，只是中国职业联赛泡沫泛滥的一个缩影。2003年，为了冲进中超，上海的申花和国际两家俱乐部的投资额都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重庆力帆先降级后借壳，同样花费了1亿元以上的代价。过度的疯狂之后，中国足球陷入到一种难以为继的境地。在资金雄厚的云南红塔集团退出足球产业之后，2004年，职业足球的资金源终于呈现出全面枯竭的迹象。
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资本的退却对目前的职业联赛的打击更为沉重。以往，国有企业往往为了投地方官员所好，不计成本地大把烧钱，制造职业足球的虚假繁荣。如今，此类行为渐渐不合时宜，一些有国资背景的公司已纷纷选择退出一途。
备受关注的赌球、假球、黑哨现象，正是诸多短期行为的极端体现，而具体操作这些黑丑行为的，又往往是那些愤怒的俱乐部本身。官督商办的种种沉疴，事实上已经导致在足球世界中，形成了其他行业难得一见的、糟糕的行业文化。
职业足球11年，因此成为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遭到破坏甚至嘲弄的11年。没有真正的行业自治，不能实现科学民主、市场化管理，正是导致“罢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危机中潜藏自治的新希望
“罢赛事件”发生后，即将卸任的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受命，必须在处理完此事之后再赴科威特督战在那里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
这一次，中国足协不得不把联赛事务的重要性，置于国家队利益之上。以往，虽然被定义为体育市场化的试点机构，中国足协却身在体制内，更习惯于体制思维。其最受诟病的做法便是“出线足球”，不惜打断联赛，以保证最高两级国家队的集训时间。换言之，为了政绩，足协不惜违背足球规律。
事实上，改革11年来，中国足协的政绩乏善可陈。男足两届世界杯，仅一届出线；三次奥运会外围赛，均以狂放始，以消沉终。被包装为“铿锵玫瑰”的女足，曾两次获得世界最高级别比赛亚军，却迅速而彻底地花果凋零，在中国代表团取得32枚金牌的雅典奥运会上，留下0∶8的历史性惨败。
这使得足协官员在面对体育总局的领导时，缺少坚持己见的资格和底气；面对那些阔绰的俱乐部老板时，又不能获得足够的尊敬。
“我理解他们的不容易，可是管理水平确实太低。”9日，杨祖武说。
北京国安俱乐部再次倡议成立“职业大联盟”，这一停留在畅想中的机构，已经被诸多中超俱乐部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事实上，无论如何命名，这一机构的实质都是，一个可以与英超联盟相比照的真正的行业协会，摆脱行政束缚，实现行业自治，建立科学民主管理制度。
从2000年开始，足球市场化就开始呈现出倒退的迹象，当时管理机构试图以加强行政管理的老手段，来解决市场化带来的新问题。从未接触过足球工作的阎世铎在2000年受命出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在第一次视察国家队时，他不得不向周围的人请教什么是“越位”。两年后，薛立调任足协副主席，主抓女足工作，她公开露面时做的第一件事同样是询问何为“越位”。
以激情面孔出现在足球改革事业中的阎世铎，囿于专业背景的限制，在诸多设想未能实现的情况下，即将黯然离职。
不仅一般公众对于这类官员委派的“越位”现象感到难以理解，就连足协内部的官员也表示难以接受。一些官员曾私下对熟悉的记者抱怨，总局的干涉，是足协难以正常开展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些官员这么说的基础是，在足球产业化成为一种注意力、一种财富之后，体育总局的相关官员开始更多地介入其中。在训练方法上，最近几年中体育总局多次发出指令，要求足协借鉴“优势项目的经验”，强调“艰苦”、“三从一大训练法”等传统精神。每当中国足球遭遇失败，常常就有体育总局官员试图以传统体育模式下的经验，来纠正它的“弯路”。
甲A联赛连续10年由央视转播，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力。进入中超时代后，体育总局高层为了扶植中国奥委会持股的华奥星空，把转播权交到了地方电视台手中。仅这一易手动作，就降低了中超联赛的受关注度。
事实上，一些足协官员对总局某些上级的掣肘啧有烦言。
“国安退出不算中国足球的最低谷，还没到最低谷呢，因为总局还在管。”一位熟悉中国足协的记者转述那位官员的话说。
实际上，以“国安罢赛”事件为标志，使人不得不承认，中国职业足球已至崩盘边缘。不过，如此困局正是进行新一轮改革的最好契机。同时，职业足球出现的危机也再次证明，体制变革是捍卫各种改革成果的必由之路。（李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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