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没有哪个街道办事处级别的地域能够像纺织城一样独特。
距离西安市中心12公里，因纺织企业落户得名的纺织城，留在西安市民中的印象是外延相对独立封闭的一个城外之城，既需要围绕着西安市区整体运转、发展，又相对自成体系。当2004年西安市确定为国企改革年之时，纺织城再次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
纺织城的重新崛起关涉到西安一个建制区的发展和兴盛，更关系到西安经济整体推进的步伐。坚信纺织城遇到的困境只是暂时的，这是促使我们关注纺织城的原因。不仅是老纺织工业基地的新生，更在于它牵动着西安东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和十万纺织城人民的幸福富裕生活。所有纺织城人期待这个号称“西北纺织基地”的地方、这个曾令人欣羡的土地重新获得生机。
纺织城，2004我们关注。
30年前，纺织城整体规划建成的一体化社区即使在西安全市的范围内都显现得相当成熟，这里既有企业、学校、医院，也有公园、影院和商户；既有成型的生产区，也有生活区和商业区；同时又承载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重任，在纵横交错的厂区之间，甚至还有穿行其间的铁路，俨然一个西安城外的小社会……
纺织城掠影
8路车的终点站
2004年10月1日，新中国第55个国庆节。
由钟楼发往国棉三厂的8路车从繁华闹市一路东行。目的地便是在纺织城。
“走，进城去。”这是一句纺织城人经常使用的口头禅，至今依然沿用。进城更与公交车不可分割，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纺织城各大厂建成投产开始，应运而生的公交车就开始在钟楼与纺织城间穿行。
正是因为这里拥有庞大的人口，所以隐藏着巨大的购买力，8路车必不可少。随着房地产开发和人口的渐入，市区14路公交车线路的终点由原来的太白小区一直延伸了8站路，直抵枫叶新都市；而几十年来，8路公交车线路的终点站一直是国棉三厂，没有任何的变化。“职工都换了好几茬了，过去的大通道车也逐渐淘汰了，车型变了，乘客量却不如从前。”8路车调度员说。
1995年前后，每班发车几乎都可以遇上壮观的等车场面，车上又被戏称是“沙丁鱼罐头”，这条运线当时的繁忙人所共知。如今的8路线共有31台车，发车间距减少到五六分钟一趟，满载率大不如前。上下班高峰时间跑单趟收入最多七八十元，平时也就一二十元。在纺织城人心目中，8路车和纺织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夜班车，往往车到终点站还是满满一车人，那是进城晚归的纺织城人。那“8”字的两个圈儿，犹如被联系在一起的钟楼大转盘和纺织城大转盘，人们乘着它在转盘以西的多彩和转盘以东的灰色之间回旋着。
汽车驶向了城市的边缘，曾有人形象地说，半坡转盘是纺织城与西安的分水岭。转盘以西，道路宽阔，广告牌、大超市、鲜亮的店铺，无一不透出都市的靓丽；转盘以东，灰色是主基调，灰白的厂区院墙、灰色的楼群、窄窄的道路，太多景象似乎还停留在昨天。
“小时候坐8路和现在可是两种感觉……”出生在纺织城的郑凯说，“那时候越往东就越没了城市的感觉，两边还能看到麦地，和下乡没什么区别。”
以前是从冷清走向繁华，如今是从繁华走向冷清，同一条路上的两种感觉的交汇，似乎相差了整整30年。
细说纺正街
纺织城的道路老了。
主街纺正街，全长3站半路，不足2公里。
硬化路、红地砖、ＩＣ卡电话与西安闹市有着相似的风格。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纺正街，或多或少还存留有历史的痕迹。从繁体字书写的“国棉三厂女工宿舍”门匾、西北一印露天影院的售票窗口，到纺织城商场凸显着纺织城的特色。
这些都为纺织城人挂念。
现今，纺织城商场只剩下一个不大的场院，很难想象当年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有关那时的情形只能从《灞桥区志》上记载的寥寥文字中感知：纺织城商场于1957年7月开业，地处纺织城正街，占地42亩，设五交化、皮鞋、副食3个公司，5个经营部，56个营业组，经营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日用百货、精制家具、化妆用品等12大类，3万余种商品。从这组数字中不难获知商场在当时的影响力。
同已在几年前转给秋林公司经营的纺织城商场一样，纺正街上含有“纺织”字样的商号已然被更接近都市风格的装潢所取代。
也许是国庆节的原因，人们首选的庆祝节日的方式是“吃”。
“吃吃麻辣烫、打打小麻将！”成为纺织城人生活的一个缩影。在纺正街上，几乎看不到高档的餐厅，没有粤、淮、扬，也没有麦当劳或者德克士，于是纺正街上火锅店、麻辣烫一下子拥挤了起来。
“吃火锅，平均下来一个人也就花十元钱，去吃麦当劳，也就够买个汉堡的。”火锅店的老板找到了生意好的根子——火锅热腾的气氛和较低价位成为足以调动纺织城人胃口的原因。洋快餐没有进入纺织城的原因和人口数量及消费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但纺织城人、特别是孩子们依旧有吃薯条、喝可乐的欲望，于是一个低门槛、类似麦当劳的洋快餐在这种消费呼唤之下应运而生了，和真正的麦当劳不同的是，一杯可乐3元而不会卖到6元；但和麦当劳相同的是，孩子们同样可以在喝可乐、吃薯条的同时体味洋快餐的氛围，他们的父母则可以为少跑了路和少花了钱而欣欣然。
消费的概念在纺织城是朴实的
最为繁华的纺正街显示其节日繁华的惟一体现是人流量之大。
纺正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绝少靓装美女，大都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带着他们18岁以下的孩子。“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纺正街上开始有这么多商铺了，原来这街道两边也都是青砖墙，那时候西安市区也一样。”郑凯边走边回忆说：“那时候物资紧张，逢年过节，厂里总是发米、发面，用一辆自行车就推回去了，谁还用买东西？现在不行了，厂里的福利比以前大大缩水，我们慢慢习惯了不再依赖企业的福利……”
有人抱怨自己的居住环境似乎脱离了市区，或者抱怨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更多的商户却在抱怨这里离市区过于近，他们的生意不大好做。
“在这里谈不上购物，就是买点生活必需品。”
消费的概念在纺织城是朴实的，在超市里买点副食品或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全家人到纺正街上的火锅店里聚餐。“假日经济”在纺织城还没有形成概念化的体系，只是露出了一些它最基本的端倪。依据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就越小的定律，纺织城的平均“恩格尔系数”表现的比较高。换句话说，这里比起西安市整体消费水平还是有些滞后。连通着西安市区的纺正街北起西北第一印染厂家属院，南接五环集团生活区，却被一个步行台阶封死，车行到这里便被挡住去路。
纺正街似乎就此断裂，纺织城会走向哪里？
每一个地方都会显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我们可以对每一种特色进行提炼，得到一个或已熟为人知的名词，但只有那些生活其中的人们才能够理解这些名词之下被赋予的深刻文化内涵。一方面是关于纺织城的一些或许耳熟但不能详的信息，另一方面，这些名词又是纺织城的“名片”。
纺织城名片
纱女
西安人习惯上把从事纺织工作的女性称呼为“纱女”，进而成为整个纺织行业内女工的代名词。
追溯“纱女”一词的根源，可能会是资本家对纺织女工含有歧视的称谓，但解放后人们彻底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方式进行了改造，“纱女”成为可爱、勤劳、朴实的代名词。在纺织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再到今天，已经有四代纺织女工为纺织行业作出了贡献。
单身楼
职工宿舍的另一种称谓。
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每个纺织厂都对来自农村、未结婚的职工暂不解决福利住房，而社会上又缺少对外出租的房屋，于是单身宿舍就和大量职工住宅楼一起成为职工的“家”。
公社
纺织城人们对纺织城街道办事处的一种称谓。每路公交车驶进纺正街的第一站站名。
当“人民公社”一词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时，纺织城人把办事处称为“公社”，并且，这种称谓已经超越了街道办事处的概念，而成为纺织城边缘的一处地名。
三班倒
“三班倒”在人们传统的理解方式里是早、中、夜三个班组轮休的作业方式。纺织城各大厂解释“三班倒”方式已经变化为“四班三运转”，由甲、乙、丙、丁四个班组轮流排班。对于工人来说，这种新的排班方法可以使其劳逸结合，降低工作强度，体现出企业对岗位人性化的重视。
承载着高效和人性化，这种独特的排班方式是纺织城人依据自己的工作情况制定出来的，具有鲜明的纺织城特色。
本报记者 刘峰
纺织城的建设者们现在年纪都在六十往上，纺织城里太多的雷同使老人们早早地求得了共性，但在他们心底，还都怀着对个性的渴望和对往昔的怀念，在他们经历过的国庆节里，每个人都有份浓浓的记忆……
记忆中的国庆节
走进纺正街东边的一个个大院，就走到了纺正街繁华的背面。这些家属院及职工宿舍人口集中，那一排排略显陈旧的灰色家属楼、楼与楼之间宽松的空地让人回忆起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典型的城市造型。
木质窗户大都没有变化，铝合金门窗还是稀罕物。窗户上安装最多的是防盗网。
四双帆布鞋
郑凯的小侄子在水泥路面上玩着滚铁，郑凯笑着说那铁环还是自己玩过的。
老郑正忙着“坐庄”，虽然只是赢几个塑料圈儿，但自摸之后，他还是得意地笑起来。其他三位也都是花白的头发，戴着老花镜，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相同之处——四位老人都穿着同样的帆布鞋。
“这鞋是前些年单位国庆节前发的，一个人好几双……”老郑边摸牌边介绍着说，步翔牌儿的。才几块钱一双，我们穿了好多年了。”
“国庆节发鞋的福利，如今已经享受不到了。”
和那个几乎每天准时开场的牌局一样，院子里的青灰色墙壁、红色尖斜顶，无不体现着那个时代的共性。
郑凯希望父母能够改变一下生活方式，节前他特意为二老安排998元的“金秋老人游”，但他没想到父亲竟然不屑一顾地拒绝了。
“998块呀？想当年北京、上海我都去过？飞机我也坐过，出去玩还用花钱？”
老郑没有退休时，是厂里的销售员，常有出差的机会。
“谁旅游啊？没人旅游。”老郑兴致很高：“那时候想出门可不容易，没有身份证啊，还要到单位上开介绍信，到了北京就住对方单位的招待所，吃住都有人管了，自己花不了啥钱。会开完了的时候才开始四处转转，天坛和故宫就是那时候去的……”
话没说完，屋里的电话铃响了。
“准是大女子打的！”老郑嘟哝了一声。果然，大女儿带来了过节的问候，记者奇怪他怎么事先就知道谁打来的，老郑“呵呵”一笑：“我们家的电话，只接不打，平时根本没人打这个电话；认识的人都在这院子呢，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自己也不太打电话，每个月连座机费总共就是20多块……”
在纺织城人的思维里，几乎没有旅游的概念，即便是“十一”黄金周。整个纺织城范围内，没有一家旅行社设立的办事处。或不愿出门，或是没有足够的款子出门，总之，大多数纺织城人总是把钱花费在了吃、穿上。
“十一”里的荣誉
“原先‘五一’、国庆，单位总有些活动，现在退休了，啥活动都没了啊……”夏淑萍感叹着，在她的记忆里，深深怀念着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五一”劳动节，她作为厂里的劳动模范被送到市里开表彰会，另外的几个国庆节，她也因是先进工作者，随着单位组织的团体上华山等名胜旅游，被厂里派送到桂林疗养度假。
夏淑萍是地道的西安人。16岁那年遇上纺织厂招工，夏淑萍在当地公社报了名。一个星期后，国棉六厂派来的大车将她和三百多名年轻女孩接进了厂里。从这一天起，夏淑萍的命运和纺织城联系了起来，时间一晃已过去43个年头，如今她三个子女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最小的孙女再过半年也年满4周岁。
国棉六厂是纺织城纺织企业里排名最末的“小弟弟”、西北地区惟一一家大型单纱厂，始建于1956年2月，1958年8月投产，占地面积45万平方米，拥有职工5826名，产品曾畅销国内13个省市100多个厂家，远销3个洲16个国家和32个地区。
“整个宿舍区，是成排的三层小楼，到底是大厂规模。”在夏淑萍记忆里，最难忘的还是来到六厂过的第一个夜晚，躺在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想到第二天可以正式上班，她兴奋得睡不着，凌晨2点多就穿衣洗漱，结果一个楼道20多个人都跟着她摸黑向厂区走，到厂门才搞清把时间判断错了。
1967年，经人介绍，夏淑萍与在西北一印当机修工的丈夫结婚。婚后，两人先申请到一间8平方米的过渡房，两家合用一间厨房。8年后，一家5口人有了31平方米独立的单元房。夏淑萍过去工作的筒摇车间总共有4个班52个班组，每年车间里都有一个名额参加全厂先进班组评选，从1977年到1983年，连续七年她所带的班组被评为生产标兵组，按照规定，先进班组长个人则是当年厂级劳动模范。每年她的班组同事都有机会逛公园，一道分享厂里奖励给班组的奖金。
夏淑萍个人的转折是在1987年，厂里劳动服务公司决定组建针织厂，作为技术骨干的她被抽调到这个新单位，三年后，因为市场不对路，效益直线下滑，45岁的夏淑萍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
1994年秋季，夏淑萍在六厂家属区自由市场租下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门店，主营裁剪烫熨，兼为干洗店揽活，生意最好时，夏淑萍甚至还找了两个帮工，从1994年到2000年9月，这个不起眼的店面为夏淑萍挣了近10万元钱，“给儿子买了一套房，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夏淑萍抬手指着楼后纺建公司一栋住宅楼说，早时婆婆可以申请一套两居室新房，只需要2万多元，可那时拿不出钱来，直到5年后，自己有了积蓄才敢想，不过房价已经涨到了5万元。现在夏的儿子就住在这套由她置办的新房里。
虽然不再忙碌，夏淑萍还是闲不下来，去年一年带孙女的同时，她还一气织了8件毛衣。
国庆是个新起点
潘智钧是1956年国庆节时来到西安的。
那是个新的起点，到如今已经48个年头了。
令她难以忘怀的还是丈夫毛文堂，老伴因为胃癌已辞世整整15年。1956年3月5日，毛文堂作为技术骨干从四川原东津沱豫丰纱厂调至西安，支援大西北建设，先后参与筹建西北国棉五厂、六厂工作，后任西北国棉六厂细纱车间主任。当年9月，他们最小的女儿毛清华在四川出生，这使得潘智钧没能与丈夫同行。夫妇俩再度重逢是在7个月之后，也就是1956年的国庆节，潘智钧抱着刚出生的小女儿，带着6个孩子和母亲来西安投奔丈夫。一家十口人完全靠老毛一月97元工资支撑。当时收入97元是什么概念？潘智钧列举了当时的生活用品价格：1元钱买48个鸡蛋，猪肉0．68元／斤、大米0．08元／斤、白面0．07元／斤。两年后，解放前就在纺织企业工作的潘智钧得以正式上班，与丈夫同在一个车间。
1979年下乡返城，毛清华顶替父亲接了班，1998年，纺织企业压锭减产，42岁的毛清华被排在退休之列。在单位时，毛清华的风风火火让人记忆犹深。1985年，全国纺织系统评选双文明建设积极分子，毛清华身为其中一员，在省内纺织企业巡回演讲，之后，按照相关规定，此殊荣享受省级劳模待遇。事实上，毛清华的特长还在于文娱方面，以前逢年过节厂里组织文化活动，毛清华都是所在车间当仁不让的主角，经常是她组织一些同事自编自演，现在这样的机会几乎已经没有了。
最近几年，潘智钧一家24口人形成惯例，过春节时集中到咸阳市二女儿家团圆，“她家房子大，一百多平方米，冬天有暖气，就是打地铺也不觉得冷。”潘智钧告诉记者说，过去老毛在世时，子女都来纺织城团圆，家里47平方米根本住不下，他们就住招待所凑合。回顾自己的一生，潘智钧还是笑着说：“这一生很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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