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富的新闻永远都是媒体的“热门”，也是大众街谈巷议的热门材料，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些刺激性的财富新闻见诸报端，比如近日里的天价手机就是一例。手机是一种通讯工具，但是价值21万的天价手机想必已经与通讯无关了，它已经“进化”为赤裸裸的财富记号。还有更刺激的新闻，一个名叫世界地产研究院的机构日前公布了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排在榜首的是上海紫园，其单套最高售价竟然是1.3亿元人民币。即使像笔者这种心理承受力比较强的新闻从业者，听说中国有大批这样的“豪宅”也是吃惊不小，更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住着这样的房子呢？毋庸讳言，类似的新闻总会在公众的心理引发各种微妙的反应，艳羡有之，嫉妒有之，困惑有之，甚至也不乏敌意与仇恨。
同样是豪宅，同样是巨额财富，并不见得都会引发仇富心态。比尔·盖茨在梅迪纳的豪宅占地六千平米，约合人民币4.8亿元，虽然这样的房子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但好像人们都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比尔·盖茨的钱是怎么赚来的。与比尔·盖茨相比，与沃伦巴菲特相比，与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相比，中国的新富豪们仿佛是隐身人，既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经营什么样的产业，也不知道他们的财富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在短短二十来年的时间里，极少数中国人的财富仿佛恒星爆炸一般剧烈膨胀，那个谜一样的过程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贫困人口减少缓慢，贫富之间的差距已经接近警戒线，在这样的总体语境下，仇富心态的存在，或者说仇富文化的存在，几乎是必然的。
总体看来，中国新富豪的创富过程正在走向透明，但不能否认的，大多数富豪的第一桶金都是个谜，他们的财富暴涨也是个谜。从一些问题富豪的发迹与崩溃历史中，人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轨迹，个人奋斗、官商结合、走私投机、套取土地、掠夺国有银行和国有资产等，如果不是利用中国转型期法制不完善的漏洞，新富豪们的财富不可能在短期里以超快速积累起来。而新富豪在创富过程中的问题，被人们戏剧化地称之为“原罪”，也就是不完全由个人主观故意所犯下的罪行，可以通过某种“天意”与自己的忏悔得以赦免的罪行。然而问题在于，“天意”赦免的“原罪”不见得就能得到公众社会的体谅，如果新富豪不能改善自身的形象，如果腐败现象得不到根治，如果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始终是理想，那么，从历史延续而来、又在现实中受到刺激的仇富心态就无法缓和。从另一个方面看，富人虽然住超级豪宅、用天价手机，却也不见得就心安理得。胡润百富榜的头牌、国美的老总黄光裕就“谦虚”地表示，中国有钱人太多了，胡润把他排在榜首，只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国情。从以往的情形看，每当富豪们上了什么排行榜，马上就心惊肉跳起来，急不可耐地进行驳斥，甚至有的富豪刚刚上了排行榜，接着就出了事。上海首富周正毅落马，东北富豪仰融出走，走私大王赖昌星覆灭，某些家藏万贯的贪官还来不及享受就锒铛入狱，河北富豪孙大午虽然最终得以走出囚牢，但非法吸收存款的罪名已经让他的企业遭受重挫，至于那些涉黑的富豪如沈阳刘涌、福州陈凯，他们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洗白，就已经灰飞烟灭。近年来，涉及富豪的还有另一类非常事件，山西富豪李海仓被人枪杀在办公室，福建富豪刘启闽被人连捅四刀，浙江富豪周祖豹在探亲时被刺身亡，兰州富豪刘恩谦被人在家中枪杀，四川亿万富豪葛君明在办公室被农民张明春炸死。被杀、自杀、失踪、出走、被诉、被捕、被判，构成了富豪现象的背阴面。正因为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些即便以正当手段致富的人也不敢公开露富，对胡润之流搞出的“屠龙榜”更是噤若寒蝉。
普通人仇富，富人不敢露富，构成了中国社会独有的财富景观。而隐藏在这个奇特现象背后的，则是转型之中又没有找到稳定形态的财富观念。虽然宪法已经确立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但非常规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到底处于何种道德位置，还没有形成共识。为富不仁的现象有吗？有。剥夺弱势群体的现象有吗？有。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有吗？很多。至于富人们回馈社会乏力的问题，更是广为舆论所诟病。在这一切之上，是决策者没有建立清晰的财富调整体系，为什么遗产税迟迟不见踪影？为什么个人所得税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逆向调节？为什么国有企业改制成了富人的盛宴？为什么对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不予重视？
财富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敏感的部位。触摸它，思考它，进而寻求解决之道，既是历史责任，又是现实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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