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封面：毁于汽车

　　汽车，也许是人类最坏的发明。

　　一年前，《新周刊》以一语“和新生活一起兜风去”，道出了国人迈向汽车社会的兴奋。

　　今天，中国人还在兴高采烈买车，他们也许根本没想好汽车到底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汽车制造的现代文明悖论及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现端倪，他们在努力地往回转，把汽车毁掉的东西和败坏的生活方式改良得更好一点。

　　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汽车在中国以上升姿态、以产业意志和幸福生活的名义，依然一路招摇。

　　超过千万辆的私家车横亘在前，城市所有的建设都变得在为汽车服务，所有人沿着汽车驶过的轨迹气喘嘘嘘地往前赶。

　　结果城市还是永远塞车。结果有车的人还是欲速而不达。

　　“汽车病”却日复一日地累积，能源、土地和道路被汽车消耗，效率、环境和生活节奏都将毁于汽车。

　　汽车还是要开的，但我们别重蹈西方汽车社会的覆辙。

　　在传媒宣扬的消费观里，在城市规划的交通系统里，别让“人”的位置被压扁在车轮底下。

　　城市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自己的，试图走出这样的悖论吧：汽车载着我们和“新生活”一起兜风，我们的“新生活”却又将毁于汽车。

　　文/何树青

　　终于等到了对汽车说不的这一天，但，这是必然的！

　　整整一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10月，《新周刊》推出过“和新生活一起兜风去”的专题报道——报道了中国向汽车社会的高歌猛进。现在，我们仍无意否定汽车文明的种种美好、必要性及其在中国的大势所趋。但如今，我们体验到汽车文明的代价已经日甚一日，它将我们的城市、效率及生活质量正一步步地拖入烂泥之中。

　　生活在城市越来越需要一副好脾气——因为中国已经有了2400万辆车、其中1200万辆是私家车，因为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拥有了年产500万辆汽车的产能、而且每个人都想成为车主——道路及交通告急、停车场及车位告急、能源告急、降价及消费告急。只有汽车本身不告急，它已成万千宠爱。

　　没人会觉得中国最发达的四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朝一日会成为死城，这一天何时到来尚且未知。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塞车。

　　我们在预支下一代人的幸福，把半瘫痪状态的城市抛给他们。

　　如果够幸运的话，毁于汽车的不是我们，而是下一代中国。

　　城市里的两种动物

　　有各种各样对人进行分类的方法，但现在最流行也是最有效的分类标杆是车。表面上，城市人被汽车分成了有车族和无车族，但事实上，城市人被汽车分成了另外两种人：人和汽车。

　　汽车也是一种人口，它要吃、要住、要保养、要打扮、不断消费、经常闯祸（大型凶器），它对资源（尤其是能源、土地和道路）的需求甚至大过了任何一个活人——养一辆车比养一个人有时会更麻烦。最要命的是，汽车这种人口的出生及增长速度不亚于城市人口，它溢出了机动车道，溢出了停车场，填满了街道，令整个城市陷入汽车的汪洋大海，成为它的版图。

　　中国的人口政策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计划生育”的主题不改，但不再奖励不生；中国的汽车业不但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反而鼓励着多生、早生、快生，政府像奖励“英雄母亲”一样重视汽车企业。中国汽车工业完成从300万辆到400万辆的增长，只用了一年的时间；现在信息产业部宣称，2005年我国汽车需求将超过550万辆，汽车市场销售额将达10000亿元，汽车电子产品市场规模可达2500亿元至3000亿元。

　　中国很快可以进入汽车社会，至少是在城市。中国很快可以成为全球第一汽车消费大国的，至多需要10年。人与汽车争宠，目前赢的是汽车。虽然都打着“人居”的幌子，但中国的城市现在真的是在为汽车而造，因汽车而改变——汽车版城市正在消灭自行车版城市，唯有地铁版城市尚有喘息空间。

　　当“人”用脚或踩着两个轮子走在北京、上海、广州，走在富裕起来的城市，走在车河里，小心地挑路走，显得那么地另类、那么地多余。

　　城市人，毁于汽车。

　　汽车与我们的羞耻感

　　汽车在现时中国，被定义为10万元级的消费品。像在其它国家所遭遇的一样，汽车在中国除了作为代步交通工具，依然避免不了成为财富的象征和社会地位的符号。但出于卖车的商业目的，汽车的广告语不约而同地强化着自己的财富象征与身份象征属性，加上传媒的合谋，潜意识地毒化了本已贫富分化的空气，并为城市交通系统的规划者过分地给了暗示，间接导致公共交通的发展缓慢和私家车的泛滥，使交通出行的选择向私家车倾斜与集中。

　　在中国一些发达城市，年轻人坐公交车会觉得羞耻——因为在他想到他这是在搭乘最节约社会资源的交通工具之前，他首先想到的是另一些事实：他的同事买了车，他的同学买了车，他认识的新朋友买了车，社会上很多与他年龄相当的人都买了车，而他没有。当他站在公交站台，当他在拥挤的车门口交了钱然后匆匆赶往后门挤上车的刹那，他仿佛觉得全世界由此看到了自己的一事无成，即便他在银行有100万元存款都无从辩解。因为这就是今天的汽车版城市的市侩立场：如果你是成功人士，你应该买辆名车；如果你指望别人把你看作成功人士，你可以按揭买车；如果你不买车，你至少应该打的；如果你居然“沦落”到去坐公交，那便是再普通不过的弱势群体一员了。

　　地铁为城市里一些无车族挽回了部分颜面，它虽然也便宜，在中国毕竟算是时尚和新潮的交通工具，而且速度一点也不比自己开车慢。但年轻人仍然一想到自己无车就坐立不安、耿耿于怀，因为由传媒、新闻、广告、汽车展、汽车专卖店和汽车时尚共同构成的汽车“气场”太强了，给了那些无车族以无限的压迫感。他们被汽车定了罪——“不成功罪”，这几个字就烙在了他们的手上——因为手没有握住方向盘，也烙在他们的脚上——因为脚没有踩住离合器，也烙在他们的腰上——因为腰上没挂汽车钥匙。

　　人的选择和自由意志，毁于汽车。

　　弱智化的文明

　　10年前的今天，社会学家郑也夫发表《轿车文明批判》，引起社会哗然。他写道：“轿车洪流的涌入没有加快交通速度，却污染、堵塞、毒化着城市。它的巨大的停车场侵吞了街心公园，它的无休止的道路扩建蚕食了城市的剧院、艺术馆、绿茵场，它打破了城市甚至郊区的宁静……如果汽车文明注定将成为夕阳文明，我们为什么要随它走入死亡的港湾。如果汽车所代表的功利哲学和黑色文明注定将融进绿色思潮中，我们为什么不及早为它谋划。”

　　但是我们回不去了，尽管这样的努力还在尝试：从今年4月起，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第一个将汽车逐出市中心的大城市，实现“无车城”，各大停车场正在改为草坪；9月，欧洲36个国家的近千个城市举办了“无汽车日”活动。

　　我们不是要退回到骑自行车，而是要回到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保持不让自己身体的功能退化，保持与不断发掘原始的基本的动手能力。包括汽车在内，太多“科技”使生命本身的功能退化了，从大脑到四肢，从上半身到下半身，抵抗力下降，患病率上升。我们点眼药水而不再做眼保健操了，发短信而不练少林一指禅了，用电脑而不用算盘了，开空调而不吹电扇了，开车而不走路了，上跑步机而不再跑步了，吃伟哥而不健身了，请钟点工而不会做家务了，买现成品而不会做手工了……我们是这样地过于依赖发达的商业社会了，毫无保留地相信新科技成了我们的惯性思维，我们安于享受精确、快速、标准化。

　　爱因斯坦发现伟大的相对论公式的时候，是没有计算机的。全国的工匠建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是没有建筑CAD软件的。中国拥有八大菜系和满汉全席的时候，是没有麦当劳和便当盒的。马可·波罗和徐霞客游历中国的时候，是没有汽车的。瞧，没有“科技”的精确、快速、标准化，“人”依然可以做得这么好。

　　汽车无错，错的是对汽车的疯狂，为此牺牲了城市、效率及生活质量。现在，中国城市室外最大的声音源有两个：建筑和汽车。除了在画地为牢的步行街，你还听得到人声吗？

　　毁于汽车，无人幸免。

　　在汽车版城市，没有汽车可以跑出全速（除了F1赛场），没有空气不带汽油的味道（除了喷空气清新剂），没有人可以离开引擎声而安睡（除了市郊住宅小区的深处）。

　　由新加坡新传媒集团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01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的主题是“人类会毁于科技吗？”那时分为正方反方，没有答案；今天我们问“中国会毁于汽车吗？”，《新周刊》是正方，中国汽车工业和众多有车族是反方，而答案早已写下，只待未来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