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任湘怡潘高峰文本报记者张龙摄
兄姐连夜召开家庭会议
电话那头一声叹息：“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弟弟胆小老实，连车子都不会开。居然……”昨天傍晚，记者几经周折联系到单国星的家属，二姐单国珍说，中秋节弟弟还打来电话说自己一切都好，准备年底回上海探亲的。
单国珍叫记者尽量晚一点去她家，因为81岁的老母亲住在2楼，还不知道这个噩耗，等母亲睡下之后，她才能接受采访。
晚上，四哥单国安来了，三姐单国琴也来了。三姐弟对坐着，默然了一会儿。其他几个姐妹有的生病，有的出远门。住得近的这3位打算开个家庭会议，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是前天晚上8时多知道的，听到这个消息，人都瘫掉了。”单国珍告诉记者。那是事件发生后一个多小时，一个姓王的上海人打通单国珍的手机（单国星去年回国时，曾用这个手机和南非的朋友联系）。“他不肯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怕我受不了，只说找我儿子，因为我儿子去过南非。”
这位王先生是单国星的合伙人。他负责销售业务，单国星负责生产业务。
“他们说，凶手是来找姓王的，他不在，冤死了我弟弟。”单国安说。
“不对，那是星期天，我弟弟到隔壁人家开的厂去玩，别人请他吃饭，没想到吃出祸事来。”单国珍听说的是另外一个版本。
他一直想看外面的世界
单家兄弟姐妹7个，单国星是最小的。他从小性格内向，可在整个大家庭里心气最高。他一直想出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想得连交女朋友的心思都没有。1985年，他想去日本，可手续办不好。1993年，他从一家照相机器械厂辞职，跟着弄堂里的十几个人去了南非。
同去的人，觉得那里苦，再加上想念上海的妻子儿女，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只有单国星，留了下来，在当地的内衣厂打工。
第一次回国探亲，已经是五六年之后。“小弟黑了、胖了，笑嘻嘻地说，南非空气好，吃的东西便宜。”单国安说。1999年上海已经历了几次“大变样”。老房子浙江南路附近，很多房子都拆了，高楼一幢幢盖起来。哥哥姐姐的生活水平，让他很羡慕。
单国星向哥哥姐姐集资，打算在南非开厂。因为，打工毕竟赚钱不多，开了工厂才是自己的事业。于是，哥哥姐姐凑了点钱给他。可是现在，单国星还没赚到钱就早早地走了，仍然欠着家里人几十万元。
单国珍家的饭厅里，有只鸵鸟蛋，上面印着犀牛、大象、斑马等动物，那是单国星有次回国时送的礼物。“我们一直对他说，不要带东西给我们，上海什么都买得到，你一个人在外面，很不容易。”单国琴说。
单国星去过南非的外甥告诉家人，小舅舅在国外，月收入只相当于人民币5000多元，日子过得不宽裕，今年刚把工厂搬到一个地租更低、更偏僻的工业区。
81岁的老母有不祥预感
采访到一半，突然门开了，一位白头发老太太走进来。她疑惑地看看我们问，你们是不是白天来过的客人？我们使劲摇头。
“老母亲脑子很清爽。今天很多电话都打到她那里，她好像有点怀疑了。”单国珍叹着气说。
“我们今天商量一下，该不该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母亲。”妹妹单国琴附和着说。
“早知道今天把电话线拔掉，她就不会怀疑了。”单国珍一脸懊悔。
老母亲虽然看不懂报纸，可周围人的神情却瞒不过她。她问几个儿女，南非怎么样了，小弟是不是被抢钱了，叫小弟自己打电话给我。81岁的老太太有了预感：你们不要瞒我，我能承受最坏的结果。
“我比小弟大十多岁，小时候我抱着他，送到母亲厂里去吃奶。后来母亲为了照顾小弟，辞职不工作了。”单国珍说。
单国安小的时候，带2岁的小弟去第一食品商店捡糖纸，没想到捡了糖纸，丢了小弟。是警察带着哇哇哭的单国星找到哥哥的。
“我总是觉得，现在是在做梦。醒过来会发现，小弟其实还活着。”单国琴声音低低地说。
合影上单国星神采飞扬
单国珍家客厅的茶几上放着几张纸，工工整整地写着：去南非的人员、留守人员、后事准备。
“我们要去南非，见小弟最后一面。”单国琴说，可他们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出国，需要办什么手续。也不知道，奔波万里见到小弟后，能不能忍受悲痛。
“我想，弟弟这件事的教训是，在国外的中国人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外国政府应该为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障。”单国琴说，“毕竟像我弟弟这样，是为当地经济作贡献的。”
“现在，报纸、电视、广播一直在讲小弟的事情。我还不知道真相，只能看，只能听。可每看一次，我的心就痛一次。”单国琴慢慢地说。
晚上10时30分，几个人还没决定，该不该把噩耗告诉老母亲。
单家7个兄弟姐妹只有一张合影，那是1992年，单国星出国前一年拍的。老幺单国星斜斜地站着，一脸神采飞扬。但现在，唯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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