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摄影师李征将著名歌手刘欢告上法庭，诉刘欢侵犯其著作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正式受理此案。事情源于李征在2004年初刘欢北京个人演唱会期间为刘欢拍摄宣传图片，这些图片后被用在刘欢演唱会现场、宣传海报、门票、邮票以及随后出版的DVD光碟上，但这些照并未给李征署名。而据李征说，他与刘欢在2004年1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写明了：刘欢组委会如在其印刷品及宣传图片中采用李征拍摄的图片，需在明显位置标注“摄影：李征(君容影像·李征制造)”。（《南方都市报》10月18日）
然而，李征的诉讼举动被一些人认为“告刘欢是为了提高自己知名度”，是一种“炒作”行为。16日上午，李征及其律师就此事召开记者会，首次公开面对媒体，李征在现场展示了在刘欢个人演唱会中使用但未署他名字的照片，并对“告刘欢是炒作自己”的说法作出了回应，称“依法维权不是炒作”。
有关署名权的诉讼在去年曾经发生过一起。2003年7月，张旭龙状告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汤加丽，称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一书中照片由张旭龙拍摄，署名却为“汤加丽”。张旭龙提出：该书侵犯了其署名权，还侵犯了其作品完整权和获酬。今年4月26日，朝阳法院判决汤加丽支付张旭龙报酬10万元并赔礼道歉，此前还裁定人民美术出版社应立即停止发行署名“汤加丽著”的《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上讲，笔者并不赞同动辄使用诉讼的手段为自身维权。因为诉讼是需要成本的，要消耗自己和对方的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国家也要为诉讼投入大量的资源，因而，诉讼作为一种司法对社会公正的保障只能是在其他方法（如调解、仲裁等）都无效时，才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如果为维护某种权利，尽管这种权利在表面上看似乎获得的经济利益比较小，但是为了昭彰对其的特别保护，唤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就有必要利用诉讼这种有力手段进行维权。前些年，一些人为车站厕所收费问题进行“一元钱”的公益性诉讼，笔者认为就有唤起人们对于车站垄断霸权关注的意义，打得有价值。
署名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是著作权的基本权利之一，署名权对于著作权人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权利包涵了著作权人的重要利益：一是作品的署名让著作权人创作成果被尊重和为社会知晓、认同，感到精神上的愉悦；二是著作权人的署名为日后的名气奠定基础，将来就可能在更大范围内为社会知晓，产生更多的经济利益。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对于著作权人的署名权保护却不容乐观，因为署名权并不与经济利益挂钩，并不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像李征诉刘欢一案，人们也许下意识认为，刘欢对李征的摄影作品已经支付了报酬，李征自己在诉讼中也只提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行为，并对自己说一声“对不起”，没有要求刘欢进行额外的经济赔偿，那何必为区区署名权而小题大做呢？
李征对刘欢的诉讼是否“炒作”，笔者并不太清楚。但是，从署名权现实中不受尊重的事实来看，用诉讼的手段来维护署名权，其客观上能引起人们对署名权的关注，也在提醒人们尊重著作权人的署名权，为署名权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浇灌法治的肥料，因而，李征就是在“炒作”，又有何不妥？
有时，为唤起人们对于某种权利的必要尊重和特别关注，通过诉讼手段进行一定的“炒作”，是在宣传法治精神，也是值得可取的。(稿源：红网)(作者：杨涛)(编辑：杨国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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