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发现并整理的《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和由我与陆林辑校的《红楼梦黄小田评本》出版后，黄小田这位惟一同时评点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小说评点家，才冲破历史的尘封展露在世人面前。
黄小田（1795—1867年）名富民,字小田，自号萍叟。祖籍安徽当涂，世居芜湖。父黄钺，嘉庆时官至礼部尚书。小田官至礼部侍郎，父死守制，不复出山。太平军克芜湖，移往江南，先后居南汇、松江、苏州、上海，73岁逝于沪上。他善诗，喜小说，最服膺《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石头记》。
黄小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评点，即是在离开芜湖浮居上海一带的十余年间。《儒林外史》评点由题识、回末总评以及各回中二千余条眉批组成。这是卧闲草堂本评语之后的第一个评点。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旨，黄小田继承卧闲草堂本评点也认为功名富贵是“一篇主意”，并不断加以发挥，认为“是书所写不出‘势利’二字”。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他认为吴敬梓对社会丑恶现象是“嫉之甚矣，偏以讥诮语写之，愈见沉痛”。黄小田还进一步指出《儒林外史》的风格是“淡淡着笔，无人能解”，“世人往往不解者，则以纯用白描，其品第人物之意，则令人于淡处求得之”。此外，关于《儒林外史》的叙述观点、关于风俗画的细腻笔触、关于人物和结构等，评点中也都有一些可取的见解。
黄小田评点《红楼梦》包括眉批、行间侧批和回末总评，总共有三千多条。他首先强调《红楼梦》所写“由盛而衰”，“可为殷鉴”；其次，他反复阐明《红楼梦》是写情的书，力辟淫书说，努力划清情书与淫书的界限；再次，他认为《红楼梦》所写“是实有其事”，“情僧即宝玉，亦即作者自号”，这已是自传说的先声。此外，对《红楼梦》艺术描写上的独创性，多有指点，对小说所写的一些名物制度、风俗习惯、方言土语，也时作解释。
黄小田一到南汇就结识了张文虎，在1863年之前的十年间，两人过从甚密，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清王朝的腐朽和社会黑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黄小田、张文虎辈也不能不有激烈的怨怼之词，也许这也是他们共同喜欢《儒林外史》、《红楼梦》的重要原因吧。
张文虎(1808—1885年)字孟彪、啸山，笔名天目山樵，故其评点简称“天评”。他曾为《儿女英雄传》作序。他酷爱《儒林外史》，“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在上海一带，以黄小田为肇始，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评点和传播《儒林外史》的文人群体。他评点《儒林外史》从同治年间看到黄小田评本就开始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暮春就写过识语，刊在次年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儒林外史》 简称申一本 卷末；光绪七年 1881年上海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儒林外史》简称申二本用天目山樵评语作句中夹批和回末总评。这年季春天目山樵识语说：“旧批本昔年以赠艾补园，客秋在沪城，徐君石史言曾见之，欲以付申报馆摆印。予谓申报馆已有摆印本按：指申一本，其字形过细，今又增眉批，不便观览，似可不必。今春乃闻已有印本发卖 按：指申二本 ，不知如何也。”此语同徐允临石史的记述相合榫，申二本的天评盖由艾补园和徐允临提供的。
张文虎的评点未刊前就在好友中传阅、过录，这些人又辗转传给徐允临等人过录或阅览。从好斋主人徐允临原名大有，号石史，上海诸生。他说自己“志学之年即喜读《儒林外史》”，外出时“独携此自随。自谓生平于是书有偏好，亦颇以为有心得。”是《儒林外史》和天目山樵评语的积极传播者和校订者。他曾两次过录天评于从好斋辑校本中，自己还增评十几条，“加石史小印以别之”，辑录华约渔评语十余条，以“约记”作标志。同时，还辑有他自己的跋语、题识、华约渔题记、王承基信件，从中可知，王承基借阅时对小说正文作了校勘，他自己“继复假得扬州原刻，覆勘一过”。凡此都显现了他们群体性地评点、校勘、传播、研究小说的情况，对于探讨《儒林外史》的版本源流和传播史以及评点的发展过程，都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光绪十一二年，徐允临又推动上海宝文阁刊行天目山樵的《儒林外史评》，全书以评语为主，小说正文只录与评语相关的一句或几句，作者也只突出评点者，可以说是后来现代专著形式的萌芽形态。
他们同时还传播黄小田的《红楼梦》评点。现在我们辑录出版的《红楼梦黄小田评本》就是根据徐允临的亲戚杨古酝的过录本。
杨葆光（1830－1912年）字古酝，号苏庵，别号红豆词人，华亭人。在黄小田的《礼部遗集》里还有《寄杨古酝》等诗作。黄小田评点《红楼梦》后，杨古酝曾直接向黄小田“假手批本”，录未竟，被黄小田之孙索去。黄小田逝后，光绪乙亥（1875年）冬，杨古酝“复从夬斋妇兄”处借来过录本再行过录，次年，即光绪丙子（1876年）录毕并作跋，其中还有十几条标为“红豆词人”的他自己的评语、一条夬斋评语，这种以一家评点为主、夹带其他的做法，与天目山樵的《儒林外史评》、石史徐允临的从好斋辑校本一脉相承。
在小说领域寻找古代与近现代之间的链接时，《儒林外史》肯定是极可重视的。在古代小说中，《儒林外史》是最接近现代小说的。它被近代小说奉为嚆矢，无论从内容或形式看，都绝不是偶然的。1917年胡适就断言：“《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过五年他又说：“南方的讽刺小说都是学《儒林外史》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确，近代大量社会小说都在上海出版，作者也多活动在上海及其附近，从黄小田、张文虎，到徐允临，再到申报馆等近现代书报业，其中有隐约可见的链接。(作者单位：中国《儒林外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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