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此间审议的物权法草案有一款规定，遗失物拾得人在将遗失物归还后有权获得保管费等必要费用或报酬。在我国倡导了几千年的“拾金不昧”从此和经济回报挂了钩，这究竟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叛”，还是对当事人的更好保护在社会上引发了热烈讨论。
“拾金不昧”一直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规范社会基本行为，是反映人们道德水平的一面镜子。至今，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都有失物招领处，北京市设在西单的捡拾物品招领处，从1956年到如今已经累计接收各类物品5000多万件，现金1000多万元。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拾金不昧现象已并不那么尽如人意。现在，人们对丢了东西能否找回来的期望值已经大大降低。
经常与遗失物打交道的北京首汽出租汽车公司司机韩云刚说，其实每次抽时间、绕道给失主还东西时心理会很微妙，“如果从来就没想过从人家那得到一些酬谢那是假话，可是人家不给也没根据说人家不对吧。这样一来二去，拾金不昧的积极性确实受到了影响。”
作为规定有形物的归属和法律关系的基本法，物权法草案无法回避拾金不昧这一话题。草案规定：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
这是我国首次立法要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经济补偿。现行的民法通则只是规定，因拾得遗失物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兴富认为，凡是捡到东西了，都要给钱，不给钱就可以留置，这与崇尚的社会公德是相互矛盾的，还是应该大力提倡拾金不昧。李慎明委员也认为，应该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不是所有遗失物在领取时都要支付必要费用需要认真推敲。
“如果不是失主主动馈赠，而是用法律来明文规定获得报酬，会大大降低归还者的道德荣誉感。”就职一家公司的杨秉鑫这样告诉记者。
专家认为，现行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把道德要求写进了法律，把公民视为“活雷锋”，显然拔高和夸大了普通人的思想意识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这样做容易导致拾得人失去归还的动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认为，草案写进了归还遗失物有权索取必要费用的新规定，是把公民由假想中的道德圣人恢复为普通人。
“草案中这样规定是对物的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是针对所有普通人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云认为，此举给予拾得人必要的权利，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去践行拾金不昧的更高的道德追求。
物权法草案在规定遗失人等须支付保管费等必要费用的同时，还规定若未支付必要费用，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有权留置遗失物。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屈茂辉认为，拾得者在履行了对遗失物通知、保管和返还义务后，应该享有支出费用偿还请求权和报酬请求权。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日本法律规定，接受物品返还的人，应向拾得者给予不少于物品价格5％的酬金；德国民法典规定，在遗失物价值不低于100马克时，拾得者有权获得报酬。
韩德云认为，物权法作为基本法只是确定拾金不昧者可以获得赔偿这一原则，具体的操作是很复杂的，不同的物、不同的情形会产生不同的费用和管理，这可以通过法院判例来解决。新华社记者孟娜 沈路涛 赵磊（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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