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10月29日电（江时强、皮曙初）“你换号了吗？”在武汉市，这句话最近成了市民相见的问候语。电信运营商价格促销日益升级，消费者手机号码频频更换。
信息产业部为加强电信价格监管，制止恶性竞争，7月1日正式出台实施204号文。3个月过去了，“资费大战”仍如火如荼。
价格战各方均说无奈
我国手机用户已逾3亿，固定电话用户超过2.9亿。电信用户群越来越庞大，竞争压力空前，利润趋薄，运营商收入增长放缓。1998年有了联通公司以后，为鼓励竞争，允许其资费标准下浮10％，于是各运营商交替降价优惠，资费大战就这样引了出来。湖北移动通信公司市场部主任林锋说：“资费下降，我也不愿意，但不降不行，现在是过度开发的市场，增量不增收。”
“按说我们是移动通信市场上的弱势群体，但是在过度竞争的市场，10％标准远不能产生竞争优势，ＣＤＭＡ技术定位高端，终端更换价格不菲，迫于竞争压力，资费反而下调。”武汉联通公司运行监督及互联互通部杨建平则说。
旨在从竞争对手中“夺食”的价格战愈演愈烈。特别是小灵通进入市场后，价格战火再次升级。小灵通游离于移动市场边缘，具备移动电话的部分特性及低廉的资费，消费者趋之若鹜，但在结算方式上却占了市话的优势，不必向其他运营商清算互联互通费用。“这是很大的成本差异，使之能以移动电话不可能达到的价格优势争夺用户。”杨建平对记者说。
“我们业务下滑严重，为保住份额，才做小灵通。在武汉市场上，我们的用户只占40％左右了，如果没有小灵通，这个比例会更低，有人说我们‘搅局’，这是不对的。”作为电信市场上的老大，武汉电信市场部主任张铭阐述了他们的看法。移动业务降价，对固定电话带来了很大冲击。武汉电信公司上半年收入同比下降20％，ＩＰ电话、宽带、固话等看家业务被争夺，市场份额下滑。
争夺用户的价格战轮番上演。湖北省物价局房产与服务价格处罗彬说：“现在三家大的电信运营商都是境外上市公司，都面临着效益问题，不降价完不成放号任务。”正因为如此，204号文下发后，通过降低和变相降低资费抢占市场的行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花样翻新，监管初衷濒于“流产”。
电信成本莫衷一是
价格是竞争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和最佳手段。监管者担心，运营商因价格战“增量不增收、国有资产流失”，因此，要遏制“以排挤对手为目的”的不正当竞争，规范市场秩序。
而频繁的降价举动令许多消费者对电信成本提出质疑。武汉市委党校教师、武汉移动用户张传友说：“运营商广泛采取价格手段获取市场优势，足以说明电信资费利润空间仍然很大，我觉得还降得不够。”更多消费者认为，价格战只会使电信产品从暴利走向微利，从垄断形成的价格畸高向竞争后的理性价格回归。
不过，企业也各有苦衷。武汉联通公司手机用户超过200万户，年收入超过10亿元，用户数和收入总额均持续增长，但ＡＲＰＵ值（单月产值）却不断下降。武汉联通客户服务部经理薛玉红说：“竞争应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价格战谁都吃不到好果子。”
价格战持续，实力雄厚的湖北移动公司也深表忧虑。林锋说：“移动电话运营商要8至9年才能盈利，固定电话运营商时间更长，要20年左右，香港6家电信商，也就1家盈利，我们的利润是表面利润，每年还有10％的欠费，累欠话费数亿元。将来还要上3Ｇ，投入相当巨大，经营初期亏损将相当可观。”她说，通信服务“全程全网”，不好算某个具体产品的成本，国际上运营商谁都没有算清过。
罗彬则认为，电信运营成本对于不同的地方来说是不一样的，收益率也有很大的差别，可能在武汉是赚钱的，但是到十堰、神农架则是亏损的。以固定电话为例，农村每发展一个用户的平均成本是2000元到3000元，而山区甚至高达5000元，可能20年收不回成本。但是，政府部门提出的“村村通工程”需要电信运营商去完成，他们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普遍服务的社会义务。
但他认为，从总体上来看，电信产品肯定是赚钱的，城市当然更赚钱。虽然电信成本“全程全网”，不可能通过某一个地方考核出来，但实际上各运营商的放号任务、收入任务又分解到分支公司，为了完成任务，你降价我当然要跟着降价。但不管怎么降，不可能降到每分钟6分钱（网间结算费用）以下，企业不会请消费者吃“免费午餐”，他们有自己的底线。
“集中”管理不是出路
204号文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资费监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核心内容是加强电信资费监管，对“涉及三类情况（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国际长途）短期促销、资费套餐、大客户优惠、用户积分、手机租赁等资费方案”，必须“报批备案”。
通信管理部门和运营商均表示由衷欢迎文件出台。“因为我们都希望有序竞争，都希望规范环境。”武汉电信市场部主任张铭说。市场之乱不治不行，湖北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梁长岛说，204号文出来后，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是，将降低资费的行为纳入规范化监管的轨道，很有必要。但是，监管从哪里着手？
罗彬认为，电信价格实行目录管理，基本资费是国家管理，204号文件重申强调管理权限在国家，实际上是要求价格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
“高度集中似乎并不适合现在的市场发展状况。”他说。管理不能跟市场脱节，可是信息产业部执行的价格政策还是维持在1994年水平上，脱离市场很远，例如移动电话50元的基本月租费、每分钟4角钱本地通话费、6角钱漫游费，实际上运营商通过各种方式予以了变通，可是在管理规定上却没有变。这就使得价格监管难以执行，处于尴尬境地。“如果我们允许降价，与上面政策矛盾，如果我们不准降价，又与老百姓过不去。要是有人告我们行政不作为，我们也是有口难言。”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统一的资费标准对每个地方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资费标准全国普遍适用，对于发达的城市来说，也可能不高，但对于山区来讲，则可能太高。高度集中不利于竞争，也不利于发展。
企业行为是市场行为，讲求效率，武汉的运营商们担心，强调报批的资费集中管理，分公司要经过集团公司审批，还要到信息产业部去备案，效率是否会降低？中国联通武汉分公司市场部沈强说：“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应对市场的策略也应该反应及时，灵活性强，现在程序上要经过一道道的审批，这恐怕最终会影响到效率，影响到发展。”
“降价带给消费者的好处有目共睹。”不少消费者认为，在电信资费趋向市场调节的今天，出台这个文件有悖于市场竞争规律，是典型的传统思维。彩电市场是一个好例证，价格战使彩电价格趋向合理，更使彩电技术不断革新，彩电价格如回到五年前，消费者肯定不答应。
价格战成因复杂，既有体制原因，又有经济利益驱动。张铭说：“通信管理部门应更有效地指导运营商的经营行为，响应市场对运营商的要求。”电信运营商一致呼吁，监管部门要更多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用法律手段监督，用技术手段监控，而不是以行政手段做粗放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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