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应努力打造东亚共赢 三国已在同一起跑线

　　东亚区域合作是必须抓紧做的事情

王屏

　　王屏：在谈建立“东亚共同体”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新界定“东亚”概念的含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由于日本在侵华期间大量地使用了这个词，因此，一提起“东亚”这两个字，一些中国人至今仍有反感。

　　权丙铉：“东亚”的范围应当包括东南亚、东北亚，将来，其范围还会扩大。但是，从现在的实力看，东亚区域合作应以韩中日三国为中心，即以东北亚为中心。东亚区域合作需要有一个“向心力”。

　　渡边昭夫：“东亚”的范围应当包括东南亚。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应从10+3向3+10的方向发展。日中韩三国如不先进行整合，将会影响到后面的发展速度。

　　王屏：我非常赞同渡边教授这个3+10的提法。“东亚”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应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或政治概念。我认为“东亚”所指范围应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即指中、日、韩、蒙古、东盟及俄罗斯的东北亚部分。我们今天所说的“东亚”，既非古代“华夷秩序”的延伸，亦非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东亚新秩序”中所指代的特殊历史含意。

权丙铉

首先，它是区域内各国基于平等意识，共同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以及共同的文化认知，形成的一个区域性的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东亚概念的重构，是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东亚主体意识发展的表现。同时，它也是西方中心论解构的产物。“东亚”概念的重构及东亚意识的觉醒既是东亚各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东亚各国对自身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的认真思考。

　　权丙铉：我完全赞同这样的界定。东亚区域合作不是做不做的问题，也不是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而是必须抓紧做的事情。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区域主义盛行的时代，在欧洲有欧盟,在北美有自由贸易区。如果东亚不能实现区域合作，就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失去其竞争力。在网络信息时代，一个国家再强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必须形成一种团体力量。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很强，但也无法单独与美国竞争。

　　渡边昭夫：确实如权大使所说，欧美均有自己的区域合作组织，就连非洲都有。如果在我们亚洲不进行区域内的整合，就有点令人奇怪了。这种整合主要应在两个领域进行：一个是经济领域，一个是安全领域。在经济上，首先应建立亚洲共同货币，日本对此态度比较积极。但是，美国反对，中国也不甚积极。以在泰国签订的“清迈协议”为契机，情况有所好转。在安全领域，“朝核危机”的出现更凸显出东亚区域合作的紧迫性。从上述两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渡边昭夫

　　权丙铉：我们要建立的“东亚共同体”是一个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共存的区域组织，它应具有一种相容性并主张国际主义。

　　渡边昭夫：现在世界上的区域组织与20世纪30年代的区域组织不同，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我认为，“东亚共同体”应主张开放式的区域主义，而不主张封闭式的区域主义。

　　王屏：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的民间首先提出了亚洲区域合作的构想，即“亚细亚连带论”，我称其为“古典亚细亚主义”。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所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成了殖民主义。日本推行的“垂直式”的军政统治及“皇民化”教育不仅没使东亚各国达到“共荣”，反倒将东亚各国人民推入战争的火海中。“大东亚共荣圈”一词也由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含义，从而失去了它字面上应有的含义。

　　渡边昭夫：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区域组织主要是欧洲，特别是英国为中心的“势力圈”，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的“经济圈”，“大东亚共荣圈”是这些“势力圈”当中的一个。

　　权丙铉：东亚共荣作为一个概念是好的，只是当时日本的做法不好。所以，我们在谈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缺乏信任是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最大困难

　　王屏：看来在东亚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未来合作的道路恐怕还是不平坦的。

　　权丙铉：其中，最大的困难是韩、中两国对日本有“不信任”感，这主要来源于痛苦的历史记忆。我认为处理“历史问题”应采取“冻结”的方式，不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历史问题”。“冻结”不是消除。历史无法忘记，也不应当忘记。但不应让那些过去的事情阻碍我们未来的合作。

　　渡边昭夫：我赞成权大使的看法。日中两国在鸦片战争后都努力摆脱落后局面。后来，日本先取得成功。成功后的日本开始有优越感并轻视中、韩两国。现在，这种轻视越来越少了。相反，中、韩两国的自信心不断增强。因此，现在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大家应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

　　王屏：如果以亚洲角度看，近代亚洲存在着两种矛盾。一种是亚洲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外部”矛盾；另一种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亚洲被侵略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日本人习惯只强调前者，并把当年对亚洲的侵略视为“解放亚洲”。而亚洲被侵略国家至今无法从痛苦的历史记忆走出，也基本不谈当时亚洲所共同面对的冲击。

　　权丙铉：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但是，在学习历史的同时我们更要注意未来的新课题。

　　渡边昭夫：在未来的区域合作问题上，我们首先要建立互信。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近代以来150年的历史，应如何为自己定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王屏女士刚才说要从两个方面看待近代亚洲的历史，我表示赞同。我们应寻找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日本也要用“新历史观”看历史。

　　权丙铉：我认为应当引入一些新的概念，新的哲学理念，从新的视野出发来实现“概念的转换”、“想法的转换”以及“思维模式的转换”。这样，也许会更有自信。中、日两国都已具备自信，相比之下，韩国的自信显得弱一些。但是，韩国也有自己的“新价值观”。我们要学会用“积极的价值观”去看待事物。面向未来，我们应多寻求“正价值”而不是“负价值”。我们要看过去，但我们更注重未来。

　　中日韩已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渡边昭夫：东亚各国都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人之常情。建立“东亚共同体”并非意味着放弃竞争。欧盟内部也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可以想象得到，未来在日中之间也会存在像英法那样的竞争局面。在欧美之间的竞争中，欧盟起到了凝聚的作用。在亚欧会议上，我们也应当用团体的力量取胜。美国的实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力量，二是军事力量，三是操纵能力。首先，从经济上看，美国的对日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额的20%，最近，中国所占的比率略高于美国，中美两国占日本外贸总额的近一半。因此，对日本来说，中美经济不论哪一方变坏对日本都不利，日美中经济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次，从军事上看，目前美国在亚洲仍具有压倒优势。但是，今后情形的发展有可能超出美军的控制范围。是好是坏，另当别论。最后，从操纵能力上看，现在世界的哪些地方有问题、把什么作为问题，是由美国决定的。决定之后，美国要求大家给予协助。但是，各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其结论认同并积极支持，这是个问题。目前，美国在积极反恐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但双方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也并非是零。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王屏：这次会议，很多学者就提出“日美同盟”是构筑东亚安全新秩序的最大障碍，我对此也有同感。万一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而发生严重冲突，日本将如何应对？

　　渡边昭夫：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日本将相当为难。无论如何都非常难办。

　　王屏：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日本会与美国站在一起。我并不认为日本会直接进行武装干预，因为那样将会给日本的国家利益带来重大损失。但是，驻日美军基地确实是个问题。

　　渡边昭夫：更严重的还有个“后方支援”问题。以前日本不能对美军实施“后方支援”，但是，“周边事态法”出台后就可以了。即当日本的周边（如朝鲜半岛等）“有事”时，日本可以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但是，问题在于“前方”与“后方”的界限不好判明。“后方”指“非战斗区域”，现在日本自卫队在伊拉克就没有参与和战斗有关的事情。

　　权丙铉：我认为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应该与“全球化”共存。东亚区域合作光有政府的作用不够，民间以及非政府组织都应当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在韩、中、日三国都已慢慢出现，民间组织应加强交流并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早日实现。

　　王屏：120年前亚洲区域合作的思想就在日本产生了，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做法太恶劣，致使“亚洲联合”、“亚洲一体”的理想无法得到实现。

　　渡边昭夫：我可以辩解一句吗?

　　王屏：请讲。

　　渡边昭夫：日本的做法确实很糟糕，但是，当时也不具备区域合作的条件。（笑）没有条件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洲区域合作思想在亚洲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应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古典亚细亚主义”到今天的“东亚共同体”，亚洲的区域合作经历曲折。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亚洲的区域合作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从目前的情况看，在东亚区域合作上韩国比较主动，中国也比以前主动了一些。但是，相比之下，日本显得不如以前那么积极了。我们真诚地希望日本在总结近代区域合作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未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权丙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要考虑具体的办法。面对新时代应该有新做法，如，我们就搞了“青年未来林”活动。每年有大批的韩国青年来中国植树，今后，也希望日本的青年参加。我们可以先搞“环境共同体”。

　　王屏：也有人提出先搞“能源共同体”。

　　权丙铉：是啊！也可以搞“水共同体”、“粮食共同体”等等。

　　渡边昭夫：面向未来坚定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大家对于东亚区域合作已经有了共识，我们已经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王屏：那么，就让我们中、日、韩三国以及东南亚、东北亚各国为建设“东亚共同体”而一起努力吧！非常感谢权大使和渡边教授对此次对话的大力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