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的改革决心
改革信访的呼声一直以来都未停止，在最近几年更达到高潮。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社科院着手进行了此次系统的调查。
事实上，信访制度的现状已经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今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亲自过问此事，在他的批示下，中央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成员单位有中央办公厅、国家信访局、北京市等28个部门和单位。其主要职责是：了解、掌握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的情况和动态；针对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提出对策建议；组织协调有关方面处理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督促检查有关部门和地方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各项措施的落实。
“从这一非常举措，可见高层对信访现状的关注，”中直机关一位官员认为，“但毫无疑问，联席会议只是将信访局的一些重大案件上报集体处理，但这也说明，涉及到信访制度的改革已进入视野。”
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主任张彭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现行信访制度的确存在很大问题，信访部门权力有限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社科院的课题组，事实上承担了从制度层面来解析信访制度的任务，于建嵘认为：“对于一项实行了长达50年的制度，要不要改，如何改都是一个复杂而富有挑战的问题，但既然信访制度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并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那就必须彻底改革。”
那么如何改革呢？这也正是目前中央高层十分关注的焦点所在。国家信访局张彭发主任认为，应该强化信访，加强现行信访部门的权力。与其意见相近的是，有些人士已经建议出台《信访法》，甚至效仿法院两审终审制，确定两访终访制，用以保证有限度的上访，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另外一种改革建议，则采取了另一个路径——弱化甚至撤销信访。
于建嵘正是持此种观点之人：“很多人听到撤销信访都吓一跳，其实我们并不是封口，老百姓可以提意见和建议，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一定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
在司法的公正性遭受质疑的情况下放弃信访的救济功能是否让老百姓失去了最后的救济方式？对于这一疑问，于建嵘反问：“除了法律我们还有什么救济方式？法律是最后的底线！”
于建嵘认为，克服司法腐败远远要比克服信访造成的危害容易得多，“我们最终需要的是法治，不是清官和领导批条，与其投入人力物力加强信访，不如拿这些精力去加强司法。”
在课题组的调研报告中，充分阐释了这一思路，并提出了改革的构想：建议“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据有关人士透露，目前报告已经送达高层领导，并已经得到批示。
11月4日，国家信访局准备召开一个小型的会议，主要内容是征求各方对信访条例的修改意见，改革的脚步已近。
不远处，北京永定门西街甲一号的信访办，众多的上访者一个紧贴一个在信访大厅里相互拥挤相互帮助。这个如同售票大厅的地方开设有6个窗口，它们以各个不同省份作为区别。“每天都是这样，我都没感觉了。”在这里工作了一年的保安小臧，因为里面空气窒息跑到外面透气时说。
或许不久，这也将成为进入历史的画面。
“上访村”的日子
上访者已经谈不上什么生活品质了。他们不洗澡，不换衣服；生病了，只能听天由命，要不然就是去“自首”，让接访的拉回家去。
□实习生 苏永通
11月1日清晨5点，天开始放亮。刘金元抖索着从通铺上爬起来，准备赶到最高人民法院排队。
睡在她身边的其他人也都陆续醒来，这是上下两层的一个大通铺，每层人挤人睡了十个，一个起来了，其他人也跟着醒了。大家沉默地穿好衣服，跑到外面的水龙头接水洗脸。
没多久，村庄的肮脏的马路上开始出现三三两两的人群，他们大多数人衣着普通，头发蓬乱，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他们的目标也几近相同，不是北边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便是离这里一站地的“两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
东庄，北京南站边上一个普通的村庄，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长年累月聚居于此，故被人称为“上访村”。
即将消失的“上访村”
出了北京南站往南走，越过一道铁路，穿过一个广阔的城市广场，横过凉水河上的一座铁路桥，便到了东庄。
在沿街叫卖的北京地图上，东庄是一个没有被标注的地理名词。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四面八方涌来的上访者，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坐标。
东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位于北京南站和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南部，北面是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与“两办”人民来访接待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三局合一)也只有一站之遥，步行十分钟即到。
位于凉水河北面的城市广场曾是东庄村的主体。两年前，大规模的拆迁开始了，公路铁路夹击，四周高楼涌来，矮小的上访村像泡沫一样被越挤越小。
上访村在消失，但上访者并没有减少。住在东庄的“老上访”们告诉记者，许多上访者转移至木樨园、甘家口、东高地和前门一带，“有钱的住旅社，没钱的住桥洞”，在这些地方形成了新的上访群落。
在日渐缩小的东庄，供上访者住宿用的平房仍然顽强地分布在村庄的各个角落。借宿平房“旅馆”的上访者，这里通常的租金是每日3块钱。
刘金元一直住在一个叫黄素芳的人开的“旅馆”里。所谓旅馆，其实就是离凉水河不远的一座平房。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除了上下两层的大通铺外，所剩的空间无几。床铺全是参差不齐的木板钉成，上铺与天花板的距离只能让一个人躺下。
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布包和塑料袋子，里面装的都是被上访者视为“第二生命”的上访材料。
有相当一部分的上访者住不起旅馆，靠自己在广场等地搭棚，才勉强得以栖身。有上访者告诉记者，村庄边上的一个树林里，最多时曾有数百个用树枝破布搭建的窝棚，情景可谓壮观。
上访之路
11月1日上午，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的大礼堂里，无数双眼睛盯着电子屏幕上不断刷新的名字。接谈是按序号顺序进行的，每个上访者都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名次”。
刘金元排在了第25名，这对她而言是一个绝望的数字——按一上午接谈三五个人的速度，又要等上四五天才可能轮上她了。
最高法院还规定，“来访人登记表每月只登记一次，当月重复登记无效。”这意味着一旦当月没有被叫到号，得等到下个月。这样，许多上访者不得不一再滞留。
刘金元是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她的儿子在大连一家汽车维修公司工作，修车时被司机开动汽车碾成一级伤残，她认为法院判决有问题，从2001年开始上访。
最初，她去了人大和市政府的信访办，得到的回答是：“不归我们管，你们去找法院。”去了法院，法院又让找人大。于是她又折回人大，人大犯难了，说，“你找市政法委吧。”刘金元又跑去找市政法委，结果又被踢给了法院。
2003年6月和7月，刘金元去了两次沈阳找省高院。高院的同志看了判决书后说，判得确实有问题，一句话说得刘金元挺高兴，但最后的说法仍然是，“你回去问法院，为何不给你立案？”
失望的刘金元把儿子也带到了大连中院，跪在法院门口大哭：“孩子可怜啊，孩子冤枉啊！”于是法院让肇事司机又送了1万元，但终究没有重新立案再审。
10月22日下午1点半，刘金元在沈阳北站上了一辆开往北京的班车，充满希望地来到了北京。
“25日去了人大信访局，26日才拿到表，填好了他们已经下班了，27日交表，三天的时间，换来一张纸条，让我来最高法院。”刘金元苦笑着说。
事实上，刘金元的经历对于大多数上访者大同小异。上访者的一般经历是，先在地方转圈，来到北京后，又在各个部门之间转来转去，然后，开始在北京和地方之间转圈。转圈的时间如果要以上访者上访的时间来算，从几年到几十年都很常见。
“都在转圈，随便扒一个路条给你，从人大到中纪委，又从中纪委到高法，到底找谁呢？”上访者们起早贪黑，几乎踏遍了各个信访口，支撑他们的是顽强的信念。
辽宁铁岭的李国敏因法院纠纷自2001年起来京上访，在北京和铁岭间往返已达数十次。案件在铁岭中院到省高院再到北京的人大、国办和最高法院转来转去，4年间仍没解决。
截访，是近年来上访者最为害怕的事情。因为截访，黄素芳的客人经常“失踪”。床底下堆满的行李，就是被“接”走的人留下的。但是，“人家的东西不能丢掉，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记者采访的第四天，胡金花就被女儿接走了。“当地说胡大妈要是继续上访，她的儿女就要丢饭碗。”黄素芳说。
截访者一般都是由当地驻京办事处和各个地市派来的官员组成，各信访大省还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截访车队。11月1日上午，在“两办”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室门口，不完全统计，单是各地车辆就有55辆。
何去何从
10月30日，早晨的阳光十分灿烂。但就在前一晚上，北京下过一场冷雨。上访村的城市广场上，挂着晾晒的毯子褥子，花色各异，斑驳不一。
广场上的这些上访者，多数是“棚户”。他们在附近铁路边的树林里搭上一根木棍，披上捡来的塑料纸，铺几块废弃的已近磨平的地毯布，就算一个窝了。
在上访村居住的，除了上访者之外，还有不少“盲流”。他们混在上访者中，很难辨认。一位上访者说，东庄最集中的那片平房，顶多只有一半的人是上访的。
这些棚户，除了食难果腹，衣难暖身，更面临着各种危险：城管会不时地来驱赶，把他们辛辛苦苦捡来的“建筑材料”和食物全部扔到车上拉走。
城管经常来清理，不定期清理，每周都有。一个妇女说，有一次半夜清理，城管过来，把所有东西都拉走，本来带了很多衣服，丢了，白天出去捡破烂，回来的时候发现被清理走了。
一些上访者住在陶然桥桥洞里，因为外面墙比较高，在里面暖和。可没住多久也被赶走了，许多人又转移到旁边一个地下通道里，现在那里已经聚集了20多人。
黄素芳“旅馆”里，一个电饭锅、一个煤炉子，20多个房客轮流做饭。从中午11点开始，到下午5点的时候，还有人没做饭。“我们挺和气的，谁先做都无所谓，饿了可以分着吃。”
上访者们每天早晨起床，先到市场去捡菜，“白菜叶子很多，都捡不完，不用抢”。有钱的话可以买馒头吃，5个1块钱。他们赶往各个信访口的路上，会顺便捡一些矿泉水瓶和报纸，一个瓶子可以卖一毛五，一斤报纸卖两毛，捡了即卖。这里到处有收购的小店。
吃住是第一要务，有时候，上访的人们竟然也盼望能被拉到马家楼去，那里可以领到两个馒头和一个榨菜。吃完之后再逃跑。
上访者已经谈不上什么生活品质了。他们不洗澡，不换衣服；生病了，只能听天由命，要不然就是去“自首”，让接访的拉回家去。
“我们只能天天去信访口等啊盼啊，不信等不到一个公理。”一位上访者说这话时，一屋子的人都很严肃：“我们要和腐败斗争到底！”
□本报驻京记者 赵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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