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
一个知识分子的快乐是什么？你一定会说是发表论著、晋升职称的时候啊，伴随于此就是领稿费、加工资，于是有钱可以优游于书市，邀一二知己喝上几杯，如果那论著在大大小小的评奖活动中获奖，那就更意味着作品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是国家级，那不就是作出突出贡献了吗？接下来……
我丝毫不否认这些快乐，但是，当我回想自己的经历、独处自问时，我却格外珍惜、渴望：被理解或被欣赏的快乐。
古人的写作，是少有稿费或评奖的，但涌现了那么多精美的诗文，那时有怎样的文化氛围呢？
“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名文，这是文章写成时洛阳纸贵遍受欢迎的情形。
当欧阳修得知此消息时，内心一定充满喜悦，手捻胡须，朗声大笑。那一年，他才四十余岁，此后，又有不少名文从他笔端流出。社会各层对其作品的欣赏珍视，是对作家的最好奖赏，是文化发展提高的重要推动力。
欧阳修的时代离我们太遥远了，不想也罢。看看现代人的情形。
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北京大学教书，据他晚年回忆，“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
激烈的学术争辩并不罕见，有意思的是，一场近乎枯燥的学术辩论，竟吸引家庭妇女的关心，不能不令人悬想，那时有怎样的一种文化氛围呢？俗话说：有女士的地方，辩论一定会更激烈。钱穆、胡适两位闻听此讯，或侧视窗口外的女士，一定在课堂上让声音更洪亮。
现在文化学术界的上上下下都在焦急地呼唤或期待精品、大师，文化作品不能以数量长短来论，这本来是常识，粗制滥造的东西，再多又有什么用？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怎样才能出精品？现在是商品经济社会，而且自古就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说，一些人的思路又多集中于金钱刺激一途，重大课题、大大小小的评奖……文化学术界一时颇为热闹。知识分子过清苦的生活已经很久了，在公正的前提下，改善生活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可厚非；适当组织些评奖活动，给科研人员鼓鼓劲，热闹宣传一下，也无不可。但是，如果科研单位的主政者以为做了这些就完事大吉，大师、精品就会出现；研究人员整天想着申报应付课题、评奖，坦率地说，我们又走到歧路上去了。从文化史上看，文化学术的繁荣，某一门类达到极致，都离不开适宜的文化土壤或文化氛围，金钱并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作者对人生社会的深刻体验、潜心锤炼及社会人士的欣赏推重，倒是更根本些，这是文化史上的常识或规律。
一位大家说：“必须有‘精品意识’，才能有‘精品’。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艺术是有偿劳动，是要卖钱的。但是在进入艺术创作时，必须把这些忘掉。”“老是想钱，制造出来的不会是精品，而是凡品……生年不满百，能著几双屐，不要浪费生命。”这些话我深以为然，他说的是艺术，但同样适合于其他文化领域。没有源于真情实感的创造，没有扎实的功底，堆再多的钱，搞再多的庞大工程，有再多的热闹形式，怕也出不来精品、上品。这是不难定论的。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生的选择确实丰富多了。职业上的一些传统观念已经被颠覆，但我认为，从事文化探索或追求是符合人类本性的，也为人类所必需。当一个人拿着他用心撰写的文章向人展示时，得到的反应不该总是：能挣多少钱？当同样的反应不断向他袭来时，他心中一定有一种悲哀。要繁荣文化学术，改善知识分子工作、生活的条件当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不要忘记，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呼唤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调动出内在的激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所好，高雅也好，流俗也罢，一成风气，短时间难变。真正的知识分子当有自己的坚守与信念，在寂寞中探索，能有所发现或创造，便是最大的快乐，当这一发现或创造，能被人理解、欣赏，便是对他最好的奖励。在学界不断翻涌的风潮面前，但愿我们不要离这一朴实的道理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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