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用三个版的篇幅，从调查一起“女生上晚自习遭民工强奸”谣言着手，剖析在江苏苏北地区“行之有效”的“县中模式”大举挺进省城南京所引发的种种争论。在昨天的采访中，有关人士认为，“县中模式”之所以大行其道，与南京诸多中学校长来自苏北地区或有着苏北执教经历有密切关系。
果真如此？
南京真的遭到“外来和尚”的传经？“县中模式”真的不应在南京落地？南京的“素质教育”模式果真要让位于“县中模式”？
今天，我们发表南京四位中学校长有关这一问题的见解，他们中，有的就是“苏北籍”……
中华中学副校长钱进：
“在这场讨论中，大家忽略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即：学生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教育？他们渴望得到什么样的发展？他们接受什么样的考试形式？”
南京市中华中学的副校长钱进用一句话描述了“县中教学模式”：那是一种在统一的、集体的高强度下，舍弃了必要课程的教学活动。
钱副校长告诉记者，如果要说城市的学生和苏北的学生存在着差别，那就是“内动力”的差别。钱进曾经在盐城一中学里任教过很长时间，对那里的教学模式十分熟悉。他说，和南京的学生相比，苏北的孩子实在是太苦了。苏北县中模式是一个封闭的、追求高考成绩的刚性硬环境，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完全是一种机械的学习。钱进认为，苏北的学生从小被灌输的是“惟有苦读书，才有好出路”的观点。在一些苏北学校，计算机课程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学生根本就学不到计算机知识，但如果学会了打字这项基本技能，就能在广州有一个不错的收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城市学生的职业取向呈现的是多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县中模式”在南京是行不通的。
钱进认为，在这场讨论中，大家忽略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即：学生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教育？他们渴望得到什么样的发展？他们接受什么样的考试形式？
南京一中校长吴晓茅：
“如果南京采用了‘县中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意味着教育的倒退！”
“如果南京采用了‘县中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意味着教育的倒退！”南京市一中校长吴晓茅说，前段时间业内人士就“县中模式”开展激辩时，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给学生一个宽松的学习氛围”。
吴晓茅认为，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是长期以来基础教育的顽症，南京广大教育工作者做出了很大努力，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至今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成为当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障碍。
吴校长表示，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不仅关系到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将为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造良好的条件。目前迫切需要改革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把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多接触自然、接触社会，为学生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学生禀赋和潜能的开发提供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二十九中校长华明友：
“一方面要坚持素质教育不动摇，否则会有人说我们培养的是一群‘考试机器’；另一方面，又不能放弃‘分数教育’，升学率上不去同样要承担骂名。”
“不能简单地把‘县中模式’归结为应试教育，它同样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昨天下午2时，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校长华明友在与记者谈到当前风行南京教育界的“县中模式”时，一再强调“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一教育模式”。
“‘县中模式’根基在苏中、苏北的农村地区，经济文化的氛围决定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华明友认为，在这些地区，社会普遍的价值导向就是“学而仕则优”，家长和学生认为读书上大学是跳出“农门”的惟一途径。因此，学生们首先认识到，读书可以改变自身的命运，苦读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对于那些在县级中学任教的教师来讲，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的报酬，相对高于其他职业人群，为此，县中的教师也更愿意通过埋头苦干来维护自身的职业荣誉。
但南京的一些教师恰恰缺乏这么一种“荣耀感”，华明友认为，这不能怪老师，是整个大环境造成的，“多元化的社会使得大中城市的教师拥有多元的选择”。
同时，“有别于农村的孩子，南京的孩子普遍具有一种优越感，考上大学并非是决定他们一生的惟一选择。”华明友举例称，老师们经常教导学生“一二十岁不吃苦，三四十岁受大苦”，但有学生反驳老师说：“我有一个好爸爸，现在不吃苦，前途也依然光明。”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南京的孩子在高考落榜之后，同样比苏北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南京的素质教育在全国一直是领先的，多年积累的经验很宝贵，坚持素质教育不能动摇。”但遗憾的是，当南京经历“高考之痛”后，一些家长一股脑地把责任归咎于素质教育。华明友向记者透露，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社会一再指责南京的高考升学率排不到全省前列，但实际上，由于南京的高中普及率远远高于苏中、苏北，在统计高考升学率时，又把扩招生、借读生统计在内，造成比例相应降低。如果单纯按照计划内招生人数计算，南京的高考升学率不见得比苏中、苏北的县中低。
华明友把“县中模式”形象地比喻为工业流水线，是按照统一模式制定的教育模式，非常严谨，“但这种模式只适应苏中、苏北县中的土壤”。华明友认为，这种模式需要社会氛围，自己曾多次访问苏北的县级中学，那里的学生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很少提出意见，学生家长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好，很少对学校的教育提出异议。相对而言，南京的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干预越来越多。比如补课问题，苏北县中的家长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南京的家长却会到处投诉，媒体也会相应跟上进行曝光。
“我们是在两难境地中进行选择。”华明友感叹，一方面要坚持素质教育不动摇，“否则会有人说我们培养的是一群考试机器”；另一方面，又不能放弃“分数教育”，“升学率上不去同样要承担骂名，南京的教师真的不容易。”
华明友告诉记者，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正在酝酿“课程改革”，其目的是要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质量，关注孩子全面发展，这与素质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也应该吸取‘县中模式’中有效的经验为我所用。”华明友强调，“借鉴别人是为了提高自己，但生搬硬套会导致水土不服”，南京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的教育模式。
十二中副校长邓可清：
“不管是‘县中模式’还是素质教育，都有其可取之处，之所以会引起谁好谁不好的争论，关键在于教育界的浮躁”。
南京第十二中学副校长邓可清认为，不管是“县中模式”还是素质教育，都有其可取之处，之所以会引起“谁好谁不好”的争论，关键在于教育界的“浮躁”。
邓可清感叹，这些年来，有关教育模式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歇过，“宏观上、整体上的摆动性太大”。邓可清认为，“教育有自己的根，不能脱离，教育不应该存在随意性”。
“不能动不动就去否定一切，这是一种极端的做法。”邓可清表示，南京的教师应当学习苏北县中的教师为学生前途命运倾注心血的精神和品质；另一方面，要根据城市孩子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不断提高，对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指导，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
“教法”和“学法”，是邓可清说得最多的词。他认为，苦读对于城市的孩子、农村的孩子都是同等重要的事，但不同的教法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教学方法死、内容死，针对应试而进行机械、反复的训练，不但浪费教师与学生的精力与健康，而且要批判。”
而掌握学习的方法，如何变“苦读”为“巧读”，同样值得教育界深思。邓可清表示，“填鸭式”、“灌输式”的教育模式，只能产生“死读”的学生，只能产生应试教育培育出来的“书呆子”，“这无疑是教育的一大悲哀，与教育的宗旨相对立”。邓可清感叹：“很多人走上工作岗位后，有多少具体的书本知识得到了应用？”
“‘县中模式’与素质教育的争论，其实就是教法和学法的争论。”邓可清说，关键是不能因为“县中模式”制造了“高考神话”就对其敬若神明，更不能因为高考升学率的问题，偏激地怪罪素质教育。邓可清认为，现在不是争论两种教育模式谁好谁坏的时候，“两种模式取长补短，走出一条适应南京特点的行之有效的教育之路，才是南京教育界目前应当深思的问题。”（本报记者 张易 应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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