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一个是西班牙女记者兼作家，一个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一次是14年前的缘分邂逅，一次是29年前的痛不欲生。作为阿拉法特的私人好友，在他病情恶化之时，伊莎贝尔·皮萨诺对他的情感，已经远非一名记者之于一名曾经的受采访者。借西班牙《世界报》本月8日版面一隅，又以《我所熟知的人的故事》为题，皮萨诺为世人讲述了关于她和阿拉法特的故事。其实早在阿翁与苏哈成婚之前，阿翁曾在一周内向她求过三次婚，在阿翁的心中，皮萨诺曾是他的“梦中情人”。
时间打败了阿翁
阿拉法特被围困在拉姆安拉的官邸已近3年。与手下100多名工作人员一起，承受着没有水，没有电的折磨，还要经受轰炸的考验。
我最近一次见阿拉法特时，他已经不像我曾经熟知的那个强者。
“摩萨德”没有击败他，围困没有拖垮他，但一个叫作“时间”的东西打败了他。
3年多没有呼吸新鲜空气，没有离开被围困的官邸，他看上去就像一块马上要破碎的玻璃。
我问他：“为什么不离开这里？”
“如果我的人民能承受，我也能。”这是阿拉法特的回答。
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愿意看到阿拉法特死去。在他被围困的日子，就曾有一位手持白色旗帜的妇女穿过以色列战车群，进入阿拉法特官邸，要用自己的身体保护阿拉法特的生命。
阿翁一周内三次求婚
那些像是用火烙在我脑海中的回忆至今仍栩栩如生。
突尼斯，1991年3月。我们面对面坐着，在沉默中静静地对视。阿拉法特的目光比任何语言的河流都更为清澈、更有说服力。他那突出的眼睛、鹰一样的鼻子、咔叽色制服和包扎着绷带的双手，让我想起他作为工程师在科威特沙漠中修公路的日子。
我打破了沉默。
“总统先生，我还要在突尼斯待多久？”
“永远待在这里。”……他站了起来，慢慢走近我。
“对我来说也一样……”他用一个吻结束了这句话。
尽管当时已是凌晨3点，但他的呼吸仍像年轻人一样清新，仿佛我们相互拥抱着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程。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他问。
“这是承诺还是威胁？”我开玩笑地问，“这已经是您一周来第三次向我求婚了，您要当心我会接受啊！”
他笑了。
“你为什么要与一个没有祖国的糟老头子结婚？”
我并起手指，用一个意大利式略带粗俗的表情作为回答。
他又笑了。
我“很像阿翁梦中的她”
我第一次见阿拉法特是1990年8月在巴格达。
在伊拉克人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头上裹着一块布的阿拉法特就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头。
我就坐在阿拉法特面前的地板上，而他在开始讲话时就一直盯着我看。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突然发现阿拉法特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很快，我便得到一次专访的机会。我寻思：“为什么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对我表现出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
这得从好多年前说起。
上世纪70年代，阿拉法特在贝鲁特邂逅了娜达·亚斯鲁，并对她一见钟情。娜达是阿拉法特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她身材修长苗条，眼睛有着像绿松石一样美丽的颜色。曾当选黎巴嫩小姐的娜达就像是大自然的一件杰作。对阿拉法特来说，她只有一个缺点：已经嫁给了哈立德·雅希提。身为建筑师的雅希提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
1970年，雅希提在一次工程事故中不幸丧生，娜达·亚斯鲁和阿拉法特似乎天生注定应该在一起，一同享受快乐也迎接悲伤。
阿拉法特在贝鲁特定居时与娜达住在一起。但好景不长，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有一天，娜达刚出家门就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派遣的枪手开枪打死。他们的目标其实是阿拉法特。娜达的死让阿拉法特痛不欲生。
阿拉法特曾向我描述娜达的样子，我跟这位黎巴嫩女子根本不像。但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前副主席巴萨姆说：“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当阿拉法特第一眼看到你后，就觉得你很像娜达。”
故事结束，没有原因
我们之间的故事因为一些我也不太清楚的原因结束了。尽管阿拉法特曾表示，为了保护他所爱的人，他不准备在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下宣布结婚，但总会有人准备好要占据那个位置。
苏哈·塔维尔就这样成为阿拉法特的秘书并爱上了他。
阿拉法特在与苏哈分开后给了她一大笔钱，用来为他们生来就患有白血病的女儿支付在巴黎的医疗费用。
而阿拉法特，则依旧待在他那被围困的拉姆安拉住宅内，或称官邸。
面对面，为了我的眼泪
2002年5月11日，我再次见到了阿拉法特。我们再一次面对面坐着。
看到他还活着我非常激动，禁不住流下了泪水。在他的官邸中有一个小诊所，屋顶因为以色列的轰炸而塌陷，非常危险。
但阿拉法特仍坐在那里，很虚弱。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但眼睛道出了一切。泪水使我无法说话。阿拉法特的眼睛也是湿润的。
在离开他的官邸后，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再回来看他。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因为这次会面，阿拉法特一直在哭泣。他的一名工作人员给我送来了他的一份礼物：一盒面巾纸和一张卡片，上面写道：“为了你的眼泪。”
现在，阿拉法特或许已经不再会流泪。
沙龙已表示不允许他死后安葬在耶路撒冷。可怜的人！他还不知道阿拉法特已经永远地获得了自由；而耶路撒冷，则属于了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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