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杂志：“钟馗”缺位

　　为何在金融系统会频繁出现“内鬼”？为什么那么多“外贼内鬼”相互勾结犯罪时那么隐蔽，难以发现，或发现后难以治罪？

　　■ 文/本刊记者 谢良兵

　　2004年9月14日上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利明、苗平和王翔3人执行死刑。

　　王利明，原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市建设路支行会计科科长。王翔，原中国建设银行郑州市城东路支行职员。苗平，社会上的无业人员。此三人的获罪理由是相互勾结，票据诈骗，造成国家损失达到4000多万元。

　　“内鬼”增多

　　就在王利明等人被执行死刑的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项数据：自2000年至2004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破坏金融秩序犯罪案件近3万件，其中，审结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20352件，判处犯罪分子27915人；审结金融诈骗犯罪案件7264件，判处犯罪分子7586人。在众多金融犯罪案件中，金融机构人员与外部人员的相互勾结已经成为最突出的特点。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对金融安全的防范，应时刻敲响警钟。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向《法人》提供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该院从1999年至2003年，5年间共审理金融诈骗一审案件20件，涉案总额高达26亿元。

　　更重要的是，北京市二中院研究室夏主任也向《法人》表示，在这些金融诈骗案件中，金融机构内外人员相互勾结问题突出。夏主任介绍说，大部分案件的被告人均有一关键人物为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或职员，他们文化程度及职务较高，多是大专以上学历，年龄集中在35岁至50岁之间。

　　“事实上，60%的金融犯罪案件属于内外勾结型诈骗案件。”白建军对《法人》如是说。

　　白建军，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教授。他的结论建立在其对近年来中外100个银行如何被骗案例的研究分析之上。而他的研究更是表明，内外勾结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巨大，达到所受损失总额的88.8%；其中，内外勾结类诈骗所造成的损失最大，占损失总金额的79.6%。

　　利益驱使下的“外贼内鬼”

　　夏主任告诉《法人》，犯罪分子往往借助社会关系，拉拢、腐蚀金融机构内部人员，与这些“内鬼”合谋诈骗或令其在实施诈骗行为时提供便利条件，后以支付高息骗取储户的信任获取存款，伪造存款单位的印鉴章，伪造人名章，购买空白支票，伪造转账支票、信汇凭证、存单或进账单，与银行内部人员合作将存款骗出。

　　这种“外贼内鬼”的良好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利益目的之下。

　　银行从业人员、中国建设银行沧州分行的迟智广对《法人》说，金融犯罪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行为。它所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犯罪，更能驱使不法分子去触犯法律，甚至冒绞首之险。对于银行从业人员而言，利益的诱惑无疑是难以抵抗的。而且在市场经济生活中，占有货币量的多少是社会评判个人能力、地位或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这就很容易使人们的心理天平向金钱物质方面倾斜，人的价值观念一旦发生畸变，犯罪的欲望便恶性膨胀，难以遏制。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黄福宁告诉《法人》，金融犯罪分子一般都有类似“赌徒”的心理，反正不拿自己的本下注，输赢都是别人的本，国家的本。这样就会形成越“赌”越上瘾的情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金融犯罪是一种比赌徒更疯狂的行为。

　　白建军则说，这就好比投掷硬币赌输赢，“正面我赢，反面你输”。因此，白建军的研究表明，“外贼”和“内鬼”勾结的得逞率高达91.7%，而纯粹的外贼作案得逞率仅为32.5%。

　　“堡垒常常从内部攻破。对貌似强固实则脆弱的金融系统来说，更是如此。”白建军说。

　　在白建军看来，金融犯罪还可以分为单一型和复合型两种。复合型金融犯罪是指内外勾结型或内外牵连型金融犯罪。而属于内外牵连的复合型案件又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银行外部诈骗分子针对或利用银行进行犯罪与银行内部从业人员玩忽职守犯罪之间的组合；另一种是银行外部诈骗分子针对银行或利用银行进行犯罪与银行内部从业人员收受贿赂后实施玩忽职守犯罪之间的组合；再一种是真正的内外勾结型犯罪。

　　金融体制之困

　　为何在金融系统会频繁出现“内鬼”？为什么那么多“外贼内鬼”相互勾结犯罪时那么隐蔽，难以发现，或发现后难以治罪？

　　黄福宁分析说，金融犯罪呈现“内外勾结”的态势，与中国金融机构的国有产权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所谓的所有者不到位，就会导致监管机制的不到位。

　　黄福宁对《法人》说，由于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忽视了银行的风险管理。而在那种体制下，没有利润的动机。经济转型之后，银行风险管理本身所固有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从深层次来讲，为什么会出现银行没有主动地发现这些风险管理的漏洞，主要原因在于内在动机的缺乏。

　　黄福宁认为，在国有产权下，银行业“内外勾结”的动机更强。而出现了危机，转嫁了风险给金融机构、给国家，最后由政府出面，由国家来兜底。这又无形当中，助长了忽视管理的情况。

　　而且，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重业绩、轻管理”现象，许多基层网点为应付上级的业绩考核，拼命地追求业务量。金融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于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系统这种“慢工出细活”的东西缺乏足够的耐心。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考核机制的不合理，如票据案，随着虚假繁荣膨胀，风险就会出现沉淀。还有贷款方面的大案要案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思维在作怪，与中央利益的博弈，会导致“内外勾结”。而这种相互勾结危害性更是难以估量。

　　另一个重要的体制原因就在于，监督机制的缺位。

　　一位业内人士说，虽然实行的是一级法人体制，但多数各银行分支行的领导实际上仍然集人事权、财物权、贷款权于一身，虽有“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下级监督”的三级监督网络，但上级鞭长莫及，同级很难监督，而下级还得靠上级关照、靠上级提拔、靠上级过日子。所以这三级监督大多流于形式。

　　而在中国，每年的审计报告，总能揭露出几件令人触目惊心的金融大案。事实上，从金融系统外监督来看，全国国有金融企业的审计监督权限在国家审计署，地方审计机关无权审计，即使审计也要由审计署授权，那得5—6年才审一次，有的甚至要更长的时间，同样还是鞭长莫及。监督不力也导致了“外贼内鬼”活动的猖獗。

　　为什么一些金融犯罪行为并不复杂银行却难以发现？为什么一些金融大案都是由审计署而不是金融机构本身揭露出来的？也许，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破除“内鬼”之途

　　一位学者认为，要想破除银行“内鬼”，国家应对金融单位的经济活动建立定期的内外部审计监督制度，对单位负责人要实行经济责任审计和经济责任追究制度，单位内部还要强化稽查审核工作；同时要加强对领导者的党纪、政纪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尤其要加强对金融单位一把手的廉政监督，发动职工群众和金融单位所属开户企业对其行风监督，鼓励和保护群众举报违法违纪行为，把领导的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使其失去“抢劫”银行的机会。

　　也有专家认为，目前银行普遍存在的双边贷款模式给银行内部员工的败德行为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便利，在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个别银行人员，更容易采用非法的手段，利用职务之便，提供人情贷款，影响信贷独立决策，左右信贷评审。在金融犯罪案件中，内外勾结类案件造成的损失最大。因此，他建议采用银团贷款的方式。

　　在他看来，采用银团贷款，利用多家银行参与，多边审查，可以减少贷款决策中单家银行和个别人独断的机会，降低银行内外勾结、内外合谋、内外牵连的可能性。这种内嵌在业务流程中的多边制衡、多边监督机制，可有效地约束信贷业务中银行内部员工的行为。

　　财经评论家巩胜利则建议，让中国金融、银行业，利用上市的“生态环境”来形成自然制衡。他举例说，股票资本市场的生态制衡环境，就比任何人为的监督都更有天然的制衡效应。

　　巩胜利说：“规范上市，是举世公认的最好、最有效的战略监督机制。而上市公司的阳光制度，能够有效监督和遏制中国银行业内的黑市、个别政府官员之手的操纵。”

　　“其实，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市场之手，让金融机构按照市场的游戏规则去竞争，而这种来自竞争的压力才真正会导致金融机构对客户负责。也只有这种对客户的负责，才能真正杜绝所谓的外贼内鬼相互勾结。”黄福宁对《法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