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甘孜日报讯
扎西次仁
我州是中国横断山区“民族历史大走廊”，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如：闻名于世的丹巴古碉群、丹巴中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德格印经院、泸定桥、新龙波日桥、口传史诗《格萨尔王传》、噶玛噶直绘画、各种流派的康巴锅庄等等，正是这些物化和活态文化构成了康巴文化底线和情感底线，也承载着民族文化的基因。
然而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并不太乐观。“十年动乱”的浩劫中，甘孜州被毁坏的历史文化财宝其数目无从统计、损失亦无法估量!无数的寺院古建筑、彩塑壁画遭受灭顶之灾。嘎妥寺、竹庆寺、甘孜大金寺、理塘长青春科耳寺等等古老寺院被夷为平地……
以上人祸造成的历史性破坏，早已铸为历史，椎心泣血也好，义愤填膺也罢，至多不过是发出一通生不逢时的慨叹罢了!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为保护本州物质文化遗产干了些什么?究竟干得怎么样?扪心自问，真值得认真反思了。
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各级官员似乎都心知肚明，不少官员甚至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20多年来甘孜州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州文物保护管理的人员只有1人，且无经费。1个人又无经费的情况下要保护管理18个县15．3万平方公里地域面积的文物，真让人力不从心，望洋兴叹。况且18个县文化行政部门无文物保护机构，无人员、无经费。这种“三无”状况怎么适应全州文物保护管理现状呢?
文物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重要。这是存在于我州各级政府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可能缘于对文物工作性质、内容、规律等认识肤浅造成的。须知，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十分强，迁涉面广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它是一项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的投入是这项事业发展的保障。而懂得文物学、古建壁画、石窟寺、田野考古、文保技术、藏品管理等以及文物法规的各类文物专业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我州文物工作恰恰在“人才、经费”两个方面是严重的缺乏。文物工作不是靠说靠吹的，而是要靠真抓实干干出成效来的。
各级官员在认识上还有一个误区，即“国保”、“省保”理应中央和省投入，似乎与地方政府无关。此观点差矣。我国文物管理体制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原则。所以《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文物保护所需事业费、基本建设投资和文物维修经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纳入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应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长”。所以无论哪一级文保单位，只要是在本行政区域内，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义务和责任承担其保护工作。目前我州18个县都还未将文物保护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没有国家财政强有力的支撑，文物保护工作又何谈成效。
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时，许多官员注重人文景点的品牌效应，所以十分强调文物景点的申报、升级工作。但对申报、升级前后的许多相关工作做得不好，以致形成重申报轻管理的局面。笔者认为，“保护单位”公布前后，至少要做好三件事。一是申报前的普查论证即三大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评估。看其历史内容翔实与否，史据考证准确与否，申报的材料充实与否。二是做好“保护单位”公布后的预备工作。提前预估保护经费的负担能力。三是依据《文物保护法》，贯彻实施中央制定的文物保护“五纳入”，一旦公布“保护单位”，国家就成了保护单位的主体，相应的各项专业工作和社会协调工作也应到位，政府应加强领导，监督各相关部门的实施。目前我州已公布了22处县级文保单位和54处州级文保单位。但后续的“四有”等许多工作都未到位，其前景令人堪忧。
对文物古迹的破坏，还来自社会上一些无知的人。其典型的事例就是寺院古建筑维修随意拆建，破坏原有的历史文化环境，破坏原有的格局。大量使用水泥、钢材、铝合金、地砖等现代建筑材料，破坏原有建筑的结构、形制、装饰风格，破坏籍以复原古代文化的原始信息，实在令人无比痛心。
按理，寺院是文化荟萃之地，寺院僧侣相对来讲应是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保护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血脉他们应做得最好。但现实恰恰相反，许多寺院现有主持的文化层面实在不敢恭维。他们一味追求所谓豪华、气派、现代的无知理念，造成了我州许多古建筑的人为破坏。这里所反映出的深层次的问题：诸如，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面对正日益崩溃的我们民族古代凝固的音乐符号?如何有效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索。这种无知的人为大破坏，各级政府疏于管理，疏于引导，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于我州文物被盗、走私等犯罪活动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国内外一批利欲熏心的文物窃贱把罪恶的黑手伸向我州盗窃寺藏文物和民间流散文物。英国剑桥大学学者伦福儒曾敏锐地指出：“真正的灾难不仅是文物被窃或从发现国运往国外，而且是使考古学者失去了籍以复原古代文化的原始信息。那些信息一旦损失就不能补救，既便器物本身被追回……”。这些祸国殃民的蟊贼野蛮盗窃将造成何等惨重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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