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罗素是二十世纪声誉卓著、影响巨大的思想家之一，他被人们称为“世纪的智者”。孙中山说罗素是最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罗素对中国的哲学、历史、文化、艺术、教育、政治、社会风尚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行为习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以自己特有的睿智、远见和洞察力，对中国人做了深层次的分析透视。罗素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坚强伟力。但他同时毫不保留地把贪心看成是中国人的主要缺点，这是腐败的重要根源。所以说，完善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缺欠，柏杨先生曾写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影响极大，现在风行书市的《中国人的缺欠》、《中国人的毛病》等挖掘中国人人性局限的书中，都把贪心作为中国人人性最弱的一环。韩非子在《韩非子·解老》一书中说：“有欲甚，则邪心胜”。贪心不分大人物小人物、有权者无权者，人一旦贪心不足，权力大者可能成为巨贪，权力小者可能成为小贪，无权力者会羡慕贪者，而且贪得无厌，用一句俗话来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中国古往今来，贪官多如牛毛，要说贪官的共同特点和本质那就是贪心不足，“物苦不知足，得陇复望蜀”。
《贪官传》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伐阅史册，贪官如蚁，不能尽书。”贪官，不仅遭到历代劳动人民的切齿痛恨，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也不断反对贪官，打击腐败，并且推行过很多严厉的治贪、惩贪措施。但是历史上的贪官总是惩而不绝，不断产生，甚至越往后越多，越贪胃口越大。我觉得，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属清代和珅。和珅当权时，贪贿财物合白银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财政收入，从清查他的家产的帐单上看，单就衣服一项，就有貂皮一千五百多张，狐皮一千多张，其他各种上等皮毛不计其数，各种衣服五千三百多件，就算他每三天换一件，穿一遍这些衣服也需要45年。可是，和珅对这种纸醉金迷、酒池肉林的生活并不满足。虽然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他觉得自已毕竟是臣属，与皇宫内廷的生活相比，还嫌不够气派。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心，每至深夜，在灯下，和珅就穿戴皇帝的衣服，把窃取来的朝珠悬挂在脖子上，对着一面大镜子，往来踱步，边走边对着镜子说话、微笑。过足了皇帝瘾，他才把衣服、朝珠卸下来。后来和珅被嘉庆帝下了大牢，在大牢中写了一首诗：“夜色明如许，嗟余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在和珅看来，合八亿两白银的家产，并未实现他的生活目标，二十多年的工作白干了。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和珅使用了一千多家奴，这些家奴大多跟着这个大贪变成了小贪，都发了家，有的赛过王公大臣。
历史在前进，和珅留下一张丑陋的脸走了，封建社会离我们远去了。而我们的共和国已走过了50多年的历程，放眼当今社会，腐败仍是老百姓议论的一个焦点问题。现在从报刊报道被惩贪官的数字可以看出：贪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且胆子越来越大，贪污数额越来越高。广东佛山市石湾区的一位财政局管预算的科长罗斌在短短几年里就贪污1.56亿元。试想，这一亿多元，能养活多少下岗职工，能使多少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此为题外话，故不赘述。现在在反腐败过程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一些人或部分人（这样说避免打击面太大）在没有权时，都是好同志、好干部、好职工，可一旦有了权往往就狂贪不已，有的经过一个转化过程，有的立马就贪，一发不可收，直到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人们常常议论腐败者的“定律”：一些人没有权时怎样说都有理，说得头头是道，一旦有了权后，反腐倡廉的豪言壮语就不算数了，于是，自打嘴巴，不由自主地滑向腐败，所谓一阔脸就变。
我觉得，对当今的国民思想素质，应该有一个科学认识才是，决不能估计过高。鲁迅当年所痛斥的中国人的种种劣根性在时下还存在，有时在某些方面更为严重。因此，我们的思路应从“腐败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的僵化思维模式中跳出来，应该看到，由于我们的国民素质不是很高，因而在一些人包括官员，也包括一些平民，身上带有“腐败因子”：贪心。前不久，《上海文学》曾发表题为《腐败的民间基础》一文说得较为深刻：“腐败者首推贪官，而许多羡慕贪官的百姓却是贪官生成的土壤和后备力量。”对此，不可不察。
由此，笔者做出这样的小结：每个人都有成为廉者的可能，同时也有变为腐败者的危险，要坚持用人要疑态度，对任何人都要实行必要的监督，特别对掌权者，必须健全监督机制。必须由人治走向法制，用法制来遏制腐败，否则腐败防不胜防；应积极推行民主，让更多的人参与反腐败，以避免反腐部门人单势孤，对付不了众多的腐败分子；特别是我们要面对现实，正视民族的缺陷、弱点，从更深的层面改造我们的民族性、国民性，正确引导文化走向，塑造健康向上的民族之魂、国民之魂，这是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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