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立案态度谨慎
“情况我们都知道了，这事（指保姆雪儿日记遭遇雇主偷批）报纸上也登过了，要向院长汇报，今天立不成案，等几天后再给你答复”。
昨日16时08分，当保姆雪儿和其代理律师陕西大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安军先生及西北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的袁建平老师一行7人来到西安市未央区法院立案庭，就“雪儿状告雇主侵权一事”提请立案时，立案庭的屈庭长说此事需要向院长汇报商量后才能决定立案与否。
“这不是怪事吗，国家哪条法律规定公民在提请立案时法院还要先研究决定并等几天后才能得知能不能立案？”法律援助中心的袁建平老师一边质问一边从包里掏出一本《民法通则》书籍递到屈庭长手里。“你翻书看看，哪条法律有这种规定呢？”
“这事比较特殊，我真要向院长汇报一下，3天后给你们答复怎么样？”看到袁老师反驳后，屈庭长又一次强调了向上汇报的事。
“等3天？等3天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大秦律师事务所的陈安军律师再一次反问对方。
“这样吧，最迟后天给你答复怎么样？因为这事我们确实要向上级汇报一下。”屈庭长坚持说。
“立案应该让当事人来，你们记者无权替当事人立案。”这时另一年轻工作人员隔着柜台对正在做现场记录的记者说，“当事人不来，此案肯定立不成。”
“这不是当事人雪儿吗？我是她的委托代理律师，所有立案需要的材料都给你们看过了，记者只是做一次跟踪采访，你别误会了。”陈律师急忙向对方解释说。
“刚才不是说过了，等汇报后再给你们答复吗？”屈庭长再一次强调。
“那好，我们就等到后天，到时候，你可一定要告诉我们到底在这里能不能立案。”两位律师在经过协商后对立案庭人员讲，希望立案庭别把事情复杂化，尽快能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16时35分，雪儿在两位律师的陪同下走出了立案庭。
“我再去问他们一下，后天到底能不能给一个答复？”已经走出立案庭的陈安军律师再一次返回了立案庭。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民事案子，按理说在你们手续齐备的情况下是要立案的，但是由于这事人们都知道，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还是先把材料往上汇报以后再说吧。”一位年约40多岁的法官委婉地对陈安军律师讲，由于此案和一般的民事案件不同，所以他们还是应该谨慎为好。
16时44分，雪儿当日状告雇主王萍侵权一案立案搁浅。
诉讼 雪儿情绪生变
“这事有点蹊跷，我干了这么多年法律工作，还是头一次碰见法院不给立案的事情。”走出法院的西北政法学院袁建平老师遗憾地说，未央区法院立案庭的态度，说明了保姆雪儿的维权官司在进入司法程序后一定也不会顺利，但为了维护一个弱者的尊严，他们必须坚持到底。
“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脑子里一片空白。”走出法庭一直默默无语的雪儿突然对记者说，她非常地想家，想远在陕北的家。如果当初自己不想到大城市长什么见识，学什么东西，那么，这一切也许根本不会发生，都怨她自己，怨自己到西安来打工。
在回程的汽车里，保姆雪儿脸色苍白地看着车窗外的天空，无论谁安慰她，她都没有一丁点的反应。
“陈律师，你能从多年和法院打交道的经验来谈谈今天下午未央区法院立案庭为啥不愿立案的原因呢？”记者问。
“从刚才他们说话的意思来看，他们可能是为了慎重，因为刚才对方也说过，保姆雪儿的遭遇全社会都在关注，所以他们肯定要慎重。可能是出于一种顾虑吧。”
“有没有对方已经开始活动的可能？”记者问。
“这种可能极小，因为金钱买不断法律，法律是庄严神圣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改变法律的公正性。”陈安军律师表示，雪儿的维权官司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结果。
19时38分，保姆雪儿的新雇主打电话给记者说，回到家后的雪儿一直在哭，情绪极不稳定，老说如果立不了案，她的名誉权讨不回来，那往后她还怎么见人呢？
主雇缘何反目
焦点一 雇主的“面子”与保姆的“自尊”
“保姆日记遭遇雇主偷批”事件中，尽管事发之初，双方矛盾是因700元工钱而起。但随着势态的进一步发展，保姆讨“自尊”、雇主要“面子”的情绪对立，无形中让该事件的性质发生本质变化，整个矛盾的焦点也因此上升到另一个高度，最终导致了“保姆状告雇主”这一令人遗憾的意外结局。谁是谁非？法律和世人自有公论！
纵观整个事件不难发现，先是保姆的“自尊”，因雇主错误的偷批日记而遭到伤害。当小保姆意识到自己的权益被侵犯，这个来自陕北农村的小女孩并没有像其他“打工妹”那样选择忍让，而是出人意料地站出来据理力争。据保姆雪儿讲，她最初的意愿仅是希望她的雇主阿姨（王萍），能私下给她认个错，此事也就算是过去了。可是“面子”却让这一希望最终落空。
说及雇主的“面子”，该事件中的雇主王萍，前后曾有过两次质的转化。事件发生之初，因为发现保姆雪儿的日记直指她的家人，伤了雇主的面子。此时，她武断地认为，保姆写日记侮骂她在先，偷批日记之事在后，所以该认错道歉的人应是保姆。之后，可能是媒体监督和现行法律启发的结果，雇主王萍突然间意识到可能是自己做错事了，于是，就有了违背最初意愿，主动返还扣雪儿的700元工资。据了解，雇主曾有言在先：雪儿啥时不道歉，啥时不能拿工资。按理，此时的雇主已有明显的悔过举措，主动给保姆雪儿认个错是必然事。可是，又是因为“面子”而错过了握手言和的机会。众所周知，这时候说及的“面子”，已不再是“伤面子”，而是雇主“拉不下面子”，最终导致了双方关系复杂化。
从表象上看，该事件所涉及的“自尊”和“面子”，是情感的对立，实际却是世俗心态作用下的怪现象：保姆的“自尊”可以不要，雇主的“面子”不能不顾！明显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原则。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村小姑娘都知道这个道理，何况见过大世面、懂得大道理的现代都市人！
焦点二 日记、偷看和“批注”
从保姆雪儿的诉说中记者了解到，之所以出现保姆工资被扣，最直接的原因即是出自她之手的“保姆日记”。在雇主王萍家工作的近三个月时间里，为了发泄堵在心中的一口怨气，保姆便用日记的方式，毫不掩饰地将内心最原始的思想反映在一页页白纸上，以期平衡失重的心态。用雪儿自己的话说：并没有刻意伤害或指向某个人的意思。可是，这本原本写给一个人看的日记，却因为雇主王萍有意无意地偷看，一切都变了“味”。
在王萍的叙述中记者获悉，她是在不经意间看到雪儿的私人日记，每页纸上都有直指她和家人的“恶毒”语言，瞬间冲昏她原本清醒、理智的大脑，致使有了翻遍全部日记的强烈欲望。用句法律界人士的话说：如果仅此而已，雇主王萍也犯了侵犯当事人的名誉权。其所犯的错误，大不了也仅是触及到对方的隐私权，更何况是在无意的情况下。然而，事实出乎意料，雇主不仅将这极具隐私的东西有意公之于众，而且还在日记里做上特殊的“批注”。这时候，谁还能说雇主所为属无意之举呢？
从记者多方面采访掌握的情况来看，“保姆日记”上的“批注”，很有可能出自其15岁的“宝贝女儿”。即便事实如此，也是在王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作为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有人就会质问她：家长王萍，你是怎样教育孩子的？孩子做“批注”，你不知道及时批评教育她、反而还将做过“批注”的日记广为传播，难道她就没有责任吗？
日记、偷看和“批注”之所以会在该事件意外扯到一起，引用法律专家的说法：都是雇主一时冲动或缺乏必要法律常识惹的祸，这告诫世人：别忘以理、以法说话！别忘以宽容之心待人！
焦点三 不定量劳动与雇用合同
“保姆”工作不像其它行业，有“不定量劳动”的特殊性。其的“特殊”，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没有正常的上下班时候；没有具体范围的劳动限制；无法体现保姆劳动的定量和好坏。这就要求家政市场予以正式、细化的雇用合同，然而，从这件事所反映出的事实来看，最初的雇用矛盾，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分离的“不定量劳动”和“雇用合同”。
在采访该事件时记者了解到，当初为雪儿介绍“保姆”工作的职介服务中心，自始至终没有与雪儿形成任何意义上的劳务合同，更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劳动细节，有的仅是一份极其简单的“求职建档表”。虽然，职介服务中心与雇主签有一份“家政服务协议书”，可其中除了约定保姆每月两日的休息日、辞退提前告知介绍方、交纳中介费、试用期等最基本内容外，再没有任何体现“劳务合同”细化的具体内容。至于雪儿的具体工作内容，记者也仅是在一份“家政服务登记表”上看到“家务、照料小孩”的字样。正因为这种粗框架的“合同”内容，才导致雪儿不能面对超额劳动的积怨发生。
雪儿告诉记者，当初，她到雇主王萍家做保姆时，曾和雇主及职介服务中心有个口头约定：
管吃管住每月工资300元，主要负责替雇主打扫卫生，白天雇主忙时帮忙照看一下小孩。可一个月后，这一切约定都在雇主单方面的作用下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作时间无限制延长、工作范围也随之扩大。再加上雇主有意或无意的人格鄙视，导致雪儿有了写日记发泄怨气的行为，难道职介服务中心在这一事件上没有“失职”过失吗？如果，他们三方之前就“雇用”一事严谨待之、细化管理，雇用矛盾也许不会迅速突显。当然，期间也不排除“关爱缺失”引发的主雇情绪对立。
如今，这种因“劳务合同”与“不定量劳动”分离引发的矛盾，已在该事件中暴露无遗，古城家政业应及时从中吸取教训，用规范的东西管理市场，用理性的心态面对现实，防患于未然！
焦点四 有意扣薪与主动还钱
认为雪儿的日记伤害到了她和她的家人，在告知雪儿向她赔礼道歉未果的情况下，曾经的雇主王萍就对雪儿使“不道歉不发工资”的撒手锏以此威逼雪儿就范。可万万没想到雪儿会据理力争，死不认“错”，致使双方一度陷入僵局不肯握手言和，最后出现戏剧性变化，还是到了媒体有理有据舆论监督、法律界人士依法说教的时候，可能是迫于社会压力，也可能是因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扣发工资的王萍，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主动返还了雪儿的700元工钱。
钱是给雪儿了，可谁能知道她此举是否出于“悔过”之心？是否已意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针对此事，关心雪儿事件的司法界人士认为，该事件中，雪儿的劳动权益也遭到侵害。雪儿和雇主之间从一开始就已构成了雇用关系，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只要雪儿已完成了她该做的工作，雇主就应该给她支付报酬，仅仅认为雪儿在日记里“骂”自己就不给报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条款。尽管目前王萍已主动返还了雪儿应得的700元工钱，但她必须清楚地记住：她之前做的这一切都是有悖常理、触犯法律的行为。
同时，仔细感受和思考王萍返还工钱后的另一反常举措———不公开向雪儿道歉，不得不让人怀疑她对待此事的真实态度。毕竟内心所想，不能表明她对雪儿的真诚歉意，也没有使尴尬局面彻底打破。
看来，仅仅靠雪儿和他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要想有个最终的圆满结局，还需当事双方共同去争取！
文／本报记者 海涛 实习记者 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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