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关心中国经济发展，但对国内政治却不甚关注；他们患有“集体厌日症”，但却坚持使用日本产品，并主张理性处理两国关系；在经历了童年的文化饥渴后，他们像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拥抱美国文化，并开始怀上美式“中国梦”——一家知名调查公司题为《中国新富市场与媒体研究》的调查报告给中国的新富描绘了一幅肖像(见11月15日《国际先驱导报》)。
显然，中国新一代的富人阶层表现出了鲜明的“经热政冷”倾向：热衷于经济，冷漠于政治，用社会学家周晓虹的表述就是：消费前卫而政治后卫——站在社会价值观的制高点上，作为时代的宠儿和社会精英，新富们何以流露出“经热政冷”？
无疑，新一代的富人阶层是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说到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对此，托克维尔有一段经典的描述：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可以说，正是这种“安逸”的环境，造就了中产阶级“政治后卫”的价值选择。
由于体制选择的不同，中国当下的环境跟当年的美国不可同日而语，但形式上的“政治安逸”却是相同的——没有强大邻邦的威胁；远离战争和恐怖主义，冲突的中心在中东和非洲；没有动荡的国内政治；没有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没有巨额的税收，也就没有社会稳定一夜间坍塌的危险。
因为享受着这些“政治安逸”，新富们的利益不会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受到什么损害，关心政治也就没有了直接的利益驱动。你无法想象伊拉克的富人会不关心政治，他们的国家处在战争的风雨飘摇中；你也无法想象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富人会不关心政治，他们的财产在政治变动前显得无比脆弱。
显然，中国新富当下的“政治后卫”的姿态并非来自“对政策决定表示基本满意和放心、无须过多关注和投入”，而是因为“政治的安逸至少不会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中国当下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后卫”，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假如政治让新富们的切身利益受到大的损害了，你看他们会不会跳起来做“前卫”！
新富们“政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看看这一代新富，他们大都生于20世纪60－70年代，他们发展的“资本积累”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所以成为“新富”，说明他们接受了精英教育，在社会职位和利益的开放下，通过竞争获得了体面的职位和可观的待遇，并且事业在鼓励创富中蒸蒸日上，自己的成功又享受着大众嫉妒的目光等等——这一切表明他们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而改革所保持的经济社会稳定已经把他们的政治要求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使他们安逸于经济的满足。
还有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饥渴症”。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20多年了，但社会真正进入理性化的创富时代，还是近十年，甚至近几年的事情。改革前人们的创富欲望是受到压抑的——做买卖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而改革后一段时间内也出现了混乱现象，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全面登陆后，国人的创富欲望才完全被释放开来，创富得到张扬，赚钱成为最激动人心的选择。再加上欧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国内丰裕市场的挑逗，社会表现出一种迫不及待的“经济发展饥渴症”。在这种“饥渴症”中，创富和赚钱的冲动压过人的所有欲望，新富们更是这种潮流的引领者和受惠者。如此，“经热政冷”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造就了新富们的“政冷经热”，无疑，这种选择对于新富个人来讲，是有益而无害的，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却是有害的。因为对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讲，作为中产阶层的新富群体往往是政治改革的“推动器”(在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是“稳定器”)，他们以政治上的活跃对变革提供动力，以政治的前卫容纳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价值期望，提高政治秩序的弹性——而“政冷经热”的自私选择只能让公民社会成为一盘无力的散沙。期待中国的新富阶层在品尝着“经济”这丰富的晚餐时，“政治”这根神经也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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