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主流政治力量，最终会脱离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非主流派提供机会。美国两党政治这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历史，正好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不断打破主流的垄断、解构既得利益的统治的模式，维持着社会不断重新组合的动力
本刊特约撰稿/薛涌(发自波士顿)
毫无疑问，布什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他是1988年其父老布什击败杜卡基斯后第一个获得过半数普选票数的总统。350万优势的普选票，终于使他摆脱了“不合法”的总统的境地，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秉承民意。
而民主党的感觉和2000年已经大为不同。他们2000年时感到的是愤怒，因为自己的胜利被偷走或抢劫了。这次他们则是地地道道的沮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失败了。
他们所丧失的，还远不止一个白宫。在参众两院，共和党加大了自己的多数优势。在最高法院，未来四年可能有3位大法官退休，布什可以乘机任命自己喜欢的大法官，保守派可能将统治最高法院达一代之久。大多数州的州长为共和党把持，大部分州议会的议席也被共和党占据。布什的军师卡尔·罗夫所策划的共和党彻底主宰了美国政治的局面，一个右翼国家诞生了。
胜利之后的新一轮冲突
但是，共和党的大胜，常常使人们过分解读这次大选的意义。不错，这次大选标志着民主党意识形态破产。但是，这还是一次比分接近的大选。如果事后用许多“必然”来解读这一战的胜负，就可能放大一时的得失。我们更不应该忽视，这次大选，在未来可能为失败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果实，为胜者设下失败的陷阱。
比如，今天布什的大胜，恐怕要归结于1964年共和党在大选中的惨败。当时亚利桑纳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意外地击败洛克菲勒，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强硬的军事路线、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道德的激愤挑战民主党候选人约翰逊，结果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惨败。约翰逊赢得了486张选举团票，戈德华特只得52张。《纽约时报》宣称，戈德华特给共和党带来了长期的、难以挽回的破坏。四年之后，尼克松入主白宫，开始了共和党对总统政治的主宰。如果把布什的未来四年算入的话，共和党在1968年到2008年这40年间，主宰白宫将长达28年，其间只有12年被卡特和克林顿占据。
所以，戈德华特虽然惨败，但他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超出了许多当选总统。他开启了共和党的历史性转型：党内的权力中心从新英格兰地区转到南部和西部，最后集中到了南部。一个由董事会控制的金融精英政党，变成了为许多小民百姓所拥护的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草根政党。布什就是这一转型的最大受益者。
这次民主党的失败，是否会引出下一个民主党主宰的时代呢？看看历史，这显然不是个荒唐的问题。
其实，在这次大选前，许多保守主义者并不希望布什赢。比如《美国保守主义者》杂志的执行总编ScottMcConnell就支持克里。他认为，克里如果击败布什，可以使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从布什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手中夺回权力，重新统治共和党。同时，布什的两大遗产――财政赤字和伊战将拖垮克里，给重新组合的共和党在2008年提供机会。
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AlSmith赢得1928年的大选，那么就将是他而不是胡佛要为大萧条负责。罗斯福就不可能上台，新政就无从开始，民主党就不可能从1933年到1969年主宰总统政治36年之久。如果民主党不在80年代连续失利，克林顿改造的新民主党就不会存在，90年代的繁荣就不会属于民主党。
对共和党来说，胜利也许是新一轮冲突的开始。
创造共和党的政治主流
有“布什的大脑”之称的卡尔·罗夫，是这次共和党胜利的“总设计师”。他曾反复公开声称，他所敬仰的总统就是1897年当选、1901年遇刺的威廉·麦金莱。是麦金莱创造了南北战争后共和党的政治主流。他则要借布什之手，创造另一个共和党的政治主流。
然而，历史的陷阱是：当政治主流被创造出来后，主流内部往往会分裂。麦金莱身后，共和党就出现了分裂。西奥多·罗斯福最后拉出进步主义的第三党，把白宫送给了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实际上为确立民主党主宰的新政打下了基础。
在本次大选前，不少保守派人士声称：如果布什11月2日当选，11月3日共和党内部就会爆发内战。这些话虽然不免夸张，但共和党内部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在新保守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伊战，在一些传统的保守派看来，是追随伍德罗·威尔逊所提出的民主的世界秩序，其目标是一个利他主义的天真的乌托邦，幻想着美国式的民主能够行之于世界。实际上，布什的伊拉克政策使美军陷入中东的游击战而不能自拔，并且帮助恐怖主义招兵买马，使消灭恐怖主义的速度赶不上恐怖主义滋长的速度。更重要的是，伊战捆住了美国的手脚，使之无法应付世界其他地区的危机。
如今，伊战成了共和党的责任。布什还有两年时间解决伊战问题，否则到了中期选举，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地位就可能受到威胁。如果中期选举失利，共和党内的反战派就可能公开反叛。
共和党的另一股分裂力量，主要来自新英格兰地区和西部的温和共和党人。笔者曾经反复指出，巴里·戈德华特的崛起使新英格兰的传统共和党人在党内失势。里根主义则联合了南部阳光带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和西部的个人主义(libertarianism，为与左翼的自由派liberal区别，译为个人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到了布什，南部圣经带则成了共和党的核心，个人主义也被边缘化。这一权力中心的转移，疏离了东北部和西部的共和党力量。
保守势力的分裂
从目前两党的力量对比来看，布什并不需要新英格兰和加州就可以保住自己的优势。但是，这些地区共和党人的政治理念，对南部圣经带以外的地区有极大的影响。他们在经济上信奉严格的财政纪律，反对联邦政府的巨大开支，反对乱兴福利，反对失去控制的财政赤字。在社会政策上，他们又属于开明派，基本的哲学是反对政府干预个人生活，对同性恋等都比较宽容。而布什在经济上已经创造了巨额赤字，并把联邦政府的规模扩大到了克林顿时代都不可企及的程度。他要求修改宪法，禁止同性恋婚姻，等于用联邦权力侵犯州权，和传统小政府的共和党有着根本性的冲突。
如果布什向中间靠拢，走温和路线，就可能消弭这样的分裂。但是，他代表的保守主义已经控制了白宫、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在国内不受制约。在国际上，美国更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可以为所欲为。这样行使着不受制约的权力，很难让他有妥协的意愿。
更重要的是，由于布什依靠南部圣经带(特别是福音派基督教)保守主义而获胜，这些保守势力就开始邀功，要求布什进一步向他们的立场靠拢。比如在11月6日，一位福音派的保守主义者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明确提出福音派对布什的要求。他认为布什在同性恋和堕胎的问题上立场还不够鲜明，不仅是同性恋婚姻，同性恋的民事结合也应该禁止。现在既然布什已经获胜，就必须回报福音派基督教，在这些问题上执行更极端的政策。
所以，在共和党的胜利后，布什很快就会面对党内的纠纷。温和派会说：你不能再往右走，再这么走下去，我们就没有在这个党呆下去的理由。右翼则会说：你靠我们赢的，现在就必须全面实行我们的主张。如果这样的内争使共和党分裂，就会改变美国的政治地图。现在看来，公开的分裂还不太可能。但是，扩大的裂痕可能会使一部分共和党人在未来的选举中投民主党的票，这就足以削弱共和党的力量。
基督教保守主义运动虽然在这次大选中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这一运动尚不脱反叛运动特有的激进色彩，并没有一个主流社会运动的兼容性。所以，在得胜之后，这一运动可能会更加激进化，最终引起社会的反弹。
两党政治的轮回
民主党需要学会的，是如何用简单的道德语言来阐述自己的政策，如何用宗教来打动这个基督教国家的选民。布什的胜利，在于他把一切都归结于“道德价值”。卡尔·罗夫明确指出，选民对微观的政策没有兴趣和耐心，他们要听大的道德原则。民主党正是输在这一点上。
从历史上看，民主党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进步理念，并非不能用宗教的语言表述。比如，“富人想进天堂比穿过针眼还难。”一个小民百姓，勤奋守法，夜以继日地干三个工作，但在一个世界最富的国家还养不了家、没有医疗保险，这就违反了社会的道德原则，也违反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民主党需要这样的声音。实际上，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本质上就是一个基督教运动。
这个运动要求限制大企业的贪婪，为劳工建立基本的工作条件，改善下层社会的生活标准，强化食品卫生，给妇女提供体面的社会机会，改革教条式的教育手段，等等，并最终吸引了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共和党人。所以，民主党需要的，是一个奇里斯玛(charisma，本义是神圣的天赋)的领袖，能够把民主党多年发展出来的政策，化为简单有力的道德信条。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共和党对总统政治的主宰，并非起于罗夫所崇拜的威廉·麦金莱，而是起于1861年上台的亚伯拉罕·林肯。
从1861到1933年的72年间，美国只有20年被民主党的总统统治，其余时间都由共和党的总统治理。这里的根本动力，在于美国内战后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大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先声夺人，主宰了政治过程。但是，大企业的绝对主宰，引起了普遍的社会不公和经济危机。于是有了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知识精英开始表达社会的声音，使共和党分裂，为新政创造了基础。结果，从1933到1969年这36年，美国进入了新政后民主党总统的主宰阶段，其间只有艾森豪威尔作为温和的共和党人当了8年总统。
在这一阶段中，联邦政府迅速扩大，一个统治社会的精英官僚集团迅速崛起，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抑制大企业和金融势力的贪婪。但是，当这一集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后，渐渐培养出了我们中国人最熟知的启蒙心态，要把自己的“进步”意识形态强加于人，触犯了老百姓的基本价值观念。结果，共和党领导了一场右翼的草根反叛运动，向自由派精英要回权力。于是，从1968年尼克松当选以来，共和党主宰了白宫。尼克松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即共和党的基层选民，借基督教保守主义终于发出自己强烈的呼声。
这一共和党的主宰，可能延续40年(到2008年大选为止)，也可能延续50年。不过，任何主流政治力量，在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后，都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既得利益，并被这些既得利益所腐蚀，最终脱离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非主流派提供机会。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最大的忧虑，就是主流政治势力对社会不正当的主宰。而两党政治这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历史，正好为社会提供了一个不断打破主流的垄断、解构既得利益的统治的模式，维持着社会不断重新组合的动力。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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