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单小亮
本报北京11月14日电
今天，熊德明对笔者说，她和丈夫已向“聘用”他们的美心集团交上了辞职书，15日就要回老家了。
最近，在中央电视台“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颁奖晚会上，她作为一亿多农民工代表为获得“农民工满意奖”的无锡市颁了奖。晚会结束后的当天，穿着白布鞋的熊德明向笔者透露了想回家养猪的想法。她说，“这些（评选活动）离我太远了”。
她告诉笔者，她不喜欢这种施舍的“城里”生活。她已在重庆云阳老家找好了地皮，准备回家借钱修建养猪场。
曾因一句大实话引发一场“讨薪风暴”、而后又被迫进城打工的重庆云阳农妇熊德明，在她成名后的一年里，至少接待了1000多位前来求助讨薪的农民工朋友。
“每次看到这些人苦苦地求我时，我很想哭。”她说，自己偷偷哭过好多次。当面对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们时，她都会鼓励他们要坚强，要相信政府。“看到他们失望可怜的样子，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些采访过我的媒体的电话，希望能帮他们解决一点问题”。
一年里，有1000多农民工兄弟找我这个煮饭喂猪的帮忙
去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重庆三峡库区偏僻小山村———重庆市云阳县龙泉村村民时，熊德明以一句大实话向总理反映了她爱人在城里打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当天夜里她和丈夫就拿到了被拖欠一年多的2240元务工工资。
这之后，全国范围内，有了一场为农民工讨工资的“讨薪风暴”。熊德明也一度成了民工讨薪的代名词，还当选了去年CCTV“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熊德明的“出名”也给她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据熊德明的儿子透露，他母亲经常为此难过，因为他们家也不能为这些农民工们做些什么。今年3月，有12个来自陕西等地的民工来了，熊德明在家里安排了他们食宿，听他们倾诉自己讨工钱的艰辛和愤怒。
“但是我也没办法，其实我只是一个煮饭喂猪的，没得能力帮他们。”熊德明说出了自己的无奈与尴尬。
她也曾为了他们到县政府“闹过事”，但都无济于事。
熊德明进城“上班”的日子，心里也不好受
在很多人眼里，熊德明是幸运的，至少她能在见到总理后的当天晚上拿到丈夫被拖欠一年多的工资。她的“成名”也很快为她带来了好运，今年3月，重庆美心集团请她到公司里上班。
熊德明想了好长时间，最后，她还是决定去了，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每天上门找她帮忙讨薪的人实在太多，而她又帮不上忙，感觉过意不去；二是由于出名后，与周围邻居产生了一些矛盾，让她十分烦恼。
她想暂时逃避一段时间。公司也决定给她每月1000块钱的工资，职务是“稽核”，属于管理人员，同时也把她丈夫、儿子安排在厂里工作。然而全厂几十名“稽核”人员中，大多有中专以上文凭，只有初中文化的她，每天都在顶着巨大压力上班。
据熊德明的儿子透露，公司还为他母亲“专门”请一些新闻媒体过去，报道他们聘请熊德明的事迹。这在他看来，无非是利用她母亲的“名气”做广告，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他也为此感到巨大的压力，觉得自己和家人在被利用，这让他感到很为难，也很尴尬。
熊德明自己也很理解儿子的想法，她也觉得公司看中的只是她的“出名”，不是别的。
她产生了辞职的念头，特别是当上次来北京，别人问起她去年许下的“回家养猪，过农民生活”的愿望时，她更是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面临的现实压力：是回家养猪，还是留下打工？
今天，她告诉笔者，她这次想多养一些猪，大概两三百头，不过资金还不够，她想向政府请求贷款帮助。
当笔者问及贷款的希望有多大时，她不再说话了。
这不是熊德明的尴尬，而是我们政府的尴尬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听到熊德明过去一年的经历时，感到很震惊，也很同情。
有人说，这一切都是熊德明遭遇的尴尬。原因是，一方面想帮助别人但又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受人“聘请”而又决然辞职回家养猪。但在薛澜教授看来，“这根本就不是熊德明的尴尬，而是我们政府的尴尬。”
他指出，自去年底一阵“讨薪风暴”后，广大农民工所处环境有所改善。但现在，新的一年年底又要来了，去年的拖欠问题今年还会出现吗？
“说到底，这是政府的失职。”他说，本该政府部门管的事，却让一个农村妇女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这绝对是很不合理的，甚至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他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首先应该找的是政府主管部门，但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根本没有把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放在心上，没有把追讨农民工“血汗钱”工作落到实处。
据建设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22日，全国2003年内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基本解决，但2003年以前拖欠的171亿元尚有25亿元没有偿还，有4个省区偿付比例甚至不到60％。
薛澜认为，熊德明的“尴尬”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政府应当立即担负起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责任，明确各地方政府部门的职责，如发现问题，立即严惩不贷。他说，当务之急是要从上到下成立一支专门的、行之有效的监管小组，同时要加强立法，把农民工工资问题规范化、制度化，从根本上切断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不法行为，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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