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做提刑院掌刑千户,蔡太师是他干爹,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他亦官亦商,开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江湖走标船,扬州贩盐引。西门大官人开店是官吏经商,双重身份,官商勾结。在贩盐时,他通过朱太尉弄到淮盐3万引,新点两淮巡盐御史到他家做客时,他请“早些支放”,便得蔡御史满口答应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一个月。运盐船到码头,他向主事行贿,使其对“此船货过税,青目一二”,然后连行李运回二十大车。这一桩买卖,数万两银子就进了他银库。西门大官人的生药铺是独行买卖,蒋竹山用李瓶儿的银子也开了个生药铺,西门庆使光棍砸了蒋竹山的店,把蒋竹山打得皮开肉绽,又捉到官里去,诈了30两银子,这说是与黑势力联姻了。
多年来,国内存在“西门大官人”现象。浙江省嵊州市城关镇原党委书记吴肖根兼任三江集团董事长8年之久,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抽逃出资罪,涉案金额360万元,被判刑20年。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原党委书记、成都中国西部阳光城开发总公司法人代表朱福忠敛财1700万元被提起公诉。
一些官员集权力和经商于一身,活跃于商场和官场。这种人被称为“红顶商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经商,享受政治资源、内部机密、政策倾斜等方面特殊优势,成为“潜力股”,简化私人捞钱的环节,有的与黑社会的恶势力相勾结,有的利用经商来暗地里洗黑钱。还有的搞权力腐败期权化:为企业办事谋好处,在位时不要求直接回报,而是等退休或辞职后再回报,或者等子女出国留学时要赞助。官商一体,实质上就是权力腐败。
党中央和国务院一再重申党政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禁止经商、办企业、参与其他营利性经营活动,不得在企业、盈利性事业单位兼职。此外还要求公务员辞职两年内,到与原单位有隶属关系的企业或盈利性事业单位任职,须经原单位批准。今年初,各地清理“红顶商人”,四川省废除25个允许国家公务员经商的地方性文件,清理出423名官商。
但是一些地方改头换面解禁官员经商。江苏省等地的有些县市出台了土政策,鼓励官员带薪下海、离岗创业,进行招商或者经商工作,辽宁干部下海5年内可回原单位,山西公务员能离职带薪,有些下海者有安全带、救生圈,享受旱涝保收保险政策。官员带薪下海,可能留下权力阴影,比如,党政领导或综合管理部门的领导到自己曾管辖的企业任职,掌握行政审批权的领导干部到原来被审批的企业任职,难免有官商嫌疑。查处权力经商行为,一些地方的监督机关往往“不敢、不愿、不能”作为,没有形成“红顶商人”睡不安、食无味的社会氛围,一语道破天机,问题出在决策者态度暧昧。
我们禁止权力进入市场,遏制权力经济,亟待铲除“西门大官人”滋生的温床,这就要建立健全对地方政府问责制,营造“红顶商人”惧怕的政治环境。(稿源:新华网)(作者:罗青)(编辑:徐志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