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宣武警方传来消息称，昨天刚抓获了4名在学校门口抢劫学生手机的未成年人。记者意外发现，“4名未成年人”成了一周来见报频率相当高的词汇。
11月14日，4名未成年人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在将人质杀害后，他们依然向人质家属勒索150万元赎金。更出人意料的是，听到法庭判决时4少年竟相视而笑，庆幸自己逃过了死刑。
11月3日，又有4名未成年人将一名初中生非法拘禁，在强迫对方去“找钱”的过程中，他们采用极其下流的手段殴打、侮辱对方，并号称这是从电视中美军虐待战俘的报道中学来的。
如今的孩子怎么了？究竟是什么让未成年人变得如此残忍、冷血？
案件回放
侮辱同学一昼夜自称学美军虐俘
李忠、刘一聪刚满14岁，刘威也只有16岁，可他们都已经辍学了。14岁的女孩儿霍晴常和他们3人在一起，要么泡在网吧彻夜不归，要么为弄零花钱结伙到学校门前抢劫。今年11月3日下午，李忠说有一次他跟一个叫王新的初中生“要钱”时，用手机敲对方的脑袋时把手机敲坏了，他提议去找王新：“让他赔咱们1500元手机钱。”
当天傍晚，4人来到王新所在的学校，霍晴找人把王新叫出校门。刘威掐着王新的脖子威胁说：“今天你不还钱，就剁你一只手！”李忠将一部小灵通电话递给王新，让他打电话“找钱”。几个小时过去了，王新还没有找到钱，4人用砖头胁迫王新向家人撒谎说去同学家复习功课，然后带着王新来到了李忠家。李忠的父母都不在家，年迈的爷爷没有听见一点儿动静。
第二天一起床，4个人又开始逼王新打电话找钱。此时因为儿子一夜未归，王新的父亲也在四处打听孩子的下落。王新的很多同学都告诉他，这一晚王新在不断地借钱。通过来电显示，王新的父亲拨通了那部小灵通电话，可刚说了一句话，电话就被刘威等人挂断了。挨到中午时分，王新的父亲终于到派出所报案。
刘威通过分析也开始怀疑王新的父亲报了警，恼羞成怒的他们上前扒下王新的衣服，抄起地上的铁管、塑料板等，开始殴打王新。王新的前胸、后背、肩膀、胳膊等处当即变得青一块紫一块，痛得不住呻吟求饶。但4个同龄人却变本加厉，刘威用大号打火机点燃烟头，将王新的舌头硬拉着，先是用烟头烫，又用打火机炙烤。随后，他们又采用了十分下流的手段，包括让王新当众手淫等,对王新进行侮辱。
当晚7时左右，刘威骑车带着王新继续出去“找钱”。在重新回到李忠家楼下的时候，王新趁机跳下自行车，把刘威推倒在地，拼命跑回了家。
与此同时，民警也找到了李忠家，可因为刘一聪、李忠、霍晴刚满14岁，民警对他们批评教育后，只能让监护人领回各自的孩子。刘威因已年满16岁，被警方拘留后将由检察院对其提起诉讼。
在派出所里，记者问这些孩子为什么会如此残忍，这4个少年满不在乎地回答说：“他的叫喊声刺激得我们特别兴奋”，“我看美军就这么对待战俘的……”
专家点评
三大诱因导致少年冷血
关键词
“创伤症候群”
对于青少年犯罪增多，北京市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直截了当地指出，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社会制造了这个“创伤症候群”。宗春山说，目前的应试教育属于淘汰教育体制，学生一旦被教育淘汰，就丧失了一切接受基本道德观念、法律知识的机会。而社会又是“一元化”选择，只要没有大学文凭，孩子的成长、就业机会就少得可怜，也就会被社会淘汰。被双重淘汰的孩子因此成为受歧视的群体，心理产生挫败感是必然的，更可怕的是他们心中还会产生严重的反社会倾向，反过来报复社会。而根据犯罪心理学的观点，犯罪分子通常会选择比其弱势的群体作为侵害对象，因此未成年人的侵害对象往往都是同龄人。
关键词
传统家庭解体
社会放弃了孩子，传统家庭的解体又导致家庭对孩子的控制力急剧下降。宗春山说，传统家庭解体有两个含义，首先是传统的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不复存在，对孩子的多层管理不断弱化，多子女之间的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也不复存在；其次是婚姻的脆弱给孩子带来巨大心灵伤害，尤其是很多离异的家长放弃甚至拒绝对孩子进行管理，这也导致很多青少年走上歧途。
关键词
亚文化渗透和交叉感染
由于缺乏自我保护和识别危险能力，毒品、黄毒、网络、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体等等亚文化内容最容易被青少年接受，并在他们中间传播，让他们更愿意选择暴力，这会造成青少年对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排斥。同时不良伙伴的交叉感染也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宗春山说，最高法近期做了一个调查，大多数犯罪的青少年来自职业学校，而且青少年犯罪中又以团伙作案居多，所以家长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时，必须注意孩子的玩伴。
《未成年人保护法》急需完善
宗春山介绍说，社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社会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进步时，其犯罪必然增加，在居民收入平均为500至1000美元的社会里，犯罪率是最高的。我国目前恰恰处于这个阶段。宗春山认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来说，已经施行了12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必须进行补充和完善：“现在的法律只提供了原则，在未成年人财产权、隐私权、对监护人如何制裁等条款上都没有具体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最近几年日益凸显的网络、毒品、影视分级、少年暴力等问题，法律中也没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宗春山提出，在全国性法律短期内无法修改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可以进行适时调整。本报记者 周明杰 通讯员 夏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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