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成思等7位著名知识产权学者与国内著名的IT厂商———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场版权纠纷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在此次纠纷中，北京书生公司董事长王东临指出：这场纠纷反映出传统的版权授权模式与数字化技术如何对接的深层次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将阻碍我国数字图书技术的发展。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王东临先生。一台家用电脑能装下一万本书
记者：数字技术给图书传播带来哪些优势？
王东临：数字技术的发展正时时刻刻改变着人民的生活。仅以数字图书而言，相比过去的传统纸介图书的出版、印刷、传播，使用数字图书技术有这样一些优势：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处理一千万字也用不了一秒钟；一台普通家用电脑都能放得下一万本书；一万本数字图书占用的空间只有大约半本书大小；储存一本书的存储介质仅需两三分钱；最快的搜索引擎检索几十亿页资料只需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复制一本书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分钱而已。这些还只是数字图书技术的部分优势。一对一签约授权需要1000亿成本
记者：数字图书与传统图书在使用版权方面有什么不同？
王东临：传统的版权使用方式是使用者与作者“一对一洽谈”，然后签订授权使用协议。
记者：“一对一洽谈”的方式是否适用于数字化出版技术？
王东临：“一对一洽谈”方式显然只适合少量的版权授权需求，不适合数字化技术支持的版权授权要求。对此我们算过一笔账：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十多万种图书，有大约一万种期刊，两千多种报纸。不算涉及作品更多的报刊，仅仅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图书就有大约300万种左右，去掉其中过时使用价值不大的，在数字技术的大背景下，就算仅仅使用其中的100万种图书，全国数十万家网站中平均只有1000家使用这些图书，那就需要进行100万×1000=10亿次版权洽谈。就算每个作者都很好说话，每次都是一谈就谈下来了，所涉及的人员费用和差旅支出仅仅按100元计算，洽谈成本就是10亿×100元=1000亿元，而全中国整个图书出版行业一年产值还不到1000亿，全部用于谈版权都不够。
记者：这是否会导致数字版权纠纷的大量发生？
王东临：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使版权的需求急剧增加后，版权供应却停留在原有水平，导致版权的供需出现巨大的系统性矛盾，这也是目前网络侵权比较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能否在作品上刊登授权声明
记者：国外是如何解决数字时代的版权问题的？
王东临：国外和中国一样，都处在数字时代的启蒙阶段，都在摸索和探索解决数字时代版权问题的方式和途径，目前也没有提出很好的方法。而且国外由于传统版权体制比较根深蒂固，打造适应数字时代要求的新型版权体制的难度会更大。但由于国外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比较发达，因此矛盾没有中国那么突出。
记者：您个人认为有没有更好的手段既能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又可以使签约授权集约化，简单高效？
王东临：按照目前的法律理念，版权属于私权，除法定许可、合理使用等版权限制外，必须经权利人自愿许可方可使用。因此我认为，需要在提高作者自愿许可的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上提出解决方案。
记者：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您认为可取的解决方案？
王东临：著作权集体管理是此前比较一致看好的方案。国外这种模式已经比较成熟，中国从2000年开始启动中国文字作品著作权协会（即国家指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筹建工作，但这项工作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拖延了很长时间。并且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有没有足够多的会员的问题。所以在中国这种模式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摸索和试验阶段，短期内难以发挥作用。
记者：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可能既获得作者自愿许可，又能免除交易成本高昂的“一对一洽谈”方式呢？
王东临：授权要约就是这样一种新型的授权模式。授权要约巧妙地利用要约这样一种特殊的合同形式，既满足双方通过协议方式自愿形成授权关系的要求，又能免除“一对一洽谈”的交易成本。
记者：请您具体谈一下什么叫授权要约？
王东临：要约是合同的一种形式，作者在要约中列出了合同的实质性条件，比如使用者在满足作者什么条件下就可以使用作者的作品，如果对方接受这个条件，双方即自动达成合同关系。采用要约方式，就有可能实现双方不洽谈就能达成合同关系的目的。
具体说来，标准的授权要约模式是指在图书中刊登作者的版权声明，作者在自愿的基础上以要约方式规定了公众能以何种条件、何种方式使用本作品，任何个人或机构只要愿意接受该条件即可自动达成与作者的合同关系，根据该合同获得作者的授权，并按照约定的方式合法使用本作品，免除了“一对一洽谈”的巨大交易成本。
记者：您能否举例说明具体如何在图书中刊登版权声明，并和使用作者作品的人达成要约关系？
王东临：世界上第一本刊登了授权要约的图书是《最后一根稻草》。书中有如下的作者版权声明：“任何个人或机构均可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使用本书：1、授权范围：数字形式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2、授权费用：收入的5%；3、支付方式：在收入产生6个月内支付给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收转；4、使用方式：保持作品完整性，必须注明作者和来源；5、保留其他权利。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联系方式：……”
记者：在出版纸介图书时就在书中刊登作者要约的意义何在？
王东临：在作品出版时一同刊登要约的意义在于：能保证发出要约者一定是作者，免除验证作者身份的成本以及可能产生的误差；能保证希望使用该作品的使用者一定能找到对应的要约，而且无需为此支付成本；而且如果作者希望其作品在某种条件下被传播使用的话，这也为其提供了最方便的机会来表达其意愿，为此支付的成本也最小化。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作者会接受这种要约式的版权授权方式吗？
王东临：事实上据我们了解，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希望其作品被广泛传播。目前国内出版的图书中大约有一半是作者贴钱出版的，即使是免费传播，这些作者大都也是愿意的。书生、中文在线、超星等企业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希望作品能被传播，因此凡是洽谈过的作者90%以上都愿意签署授权协议。
总之，授权要约模式使作者可以更加有效地行使权力，使社会有更多的知识得到传播，使传播者有更大的产业发展空间，能够形成一种多赢的局面。亟待以立法手段推动要约授权
记者：您认为建立中国的授权要约模式需要做哪些工作？
王东临：我认为目前在中国单靠市场机制难以推行授权要约模式。授权要约是作品出版时在书内刊登作者的要约声明，而作品出版一般只涉及作者和出版社，推广该模式就需要作者和出版社双方或至少一方能主动推动。从出版社方面看，虽然能够接受授权要约方式，但由于此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公众，其次是作者，给出版社带来的好处不够明显，所以出版社难以用很高的积极性和很强的力度来主动推动。
对作者而言，很难指望有很多作者能充分掌握和了解这种模式，普通作者也缺乏足够的法律专业知识来独立设计完成要约，何况作者在出版过程中普遍是弱势，不一定敢于提出额外条件，在出版社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不太可能有足够能量去说服出版社接受。因此，单靠市场机制推行授权要约模式难度很大。
我们认为，在符合公众利益且市场机制不够有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立法或行政手段来推行。要约内容由作者自愿选择，立法或行政都不加干预，但可以要求作品出版时刊登详细版权说明，给作者发出要约的便利机会。
王东临北京书生公司董事长，先后获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北京优秀青年企业家、中关村十大优秀创业者、“科技之光”优秀企业家、北京信息先锋等称号，并获2004年北京十大杰出青年正式提名，目前担任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软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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