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背景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这一问题在欧盟各国长期避而不谈，但又心照不宣。换言之，即使土耳其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权等方面完全符合1993年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提出的入盟三条件，它的伊斯兰教文化背景和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能否相容，是许多欧洲人心头的一个大问号。近年来，随着伊斯兰极端分子制造多起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这个问号画得更大了。法国和德国近来的伊斯兰头巾之争使欧洲人的担忧公开化。
最近，一个对伊斯兰教持批判态度的荷兰电影导演，在阿姆斯特丹街头被一个26岁的摩洛哥人枪杀，引起欧洲的极大震动。凶手毫不含糊地承认他就是为前者拍摄的抨击伊斯兰妇女受压迫的影片进行报复。事件发生后，欧洲舆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能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和睦相处、乃至融合的大陆吗？
如果回顾近代土耳其走过的历程，人们不能不承认，土耳其是如此坚定地要走欧化之路。18世纪末当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传入土耳其之后，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塞里姆三世即开始着手按欧洲模式改造其军队。他的继任者、被后代誉为“土耳其的彼得大帝”的穆罕默德三世的改革更为广泛。他于1826年废除旧式的土耳其近卫步兵团，邀请了普鲁士军官毛奇作为顾问改造军队。穆罕默德三世废除了穆斯林妇女的头巾和男人的长袍及“非斯帽”。1919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青年土耳其”运动推翻奥斯曼帝国之后，对土耳其实行全面欧化。为了彻底与旧帝国告别，连首都也搬离了伊斯坦布尔，新首都安卡拉是请德国和奥地利的建筑师按西方艺术风格建起来的。
当1961年大批土耳其人被招募到德国等西欧国家做工时，欧洲国家不是没有意识到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这一问题。但当时欧洲国家普遍认为，他们用不了几年就会回家，因此并没有下功夫从政策、资金等各方面促进他们融入西欧文化。等到后来土耳其及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移民长期定居已成既定事实，许多西欧国家政府又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西欧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会自然而然融入西欧社会。荷兰曾经是许多西欧国家推崇的“融合”样板，议会里有移民族群的议员，电视台有移民播音员。政府提倡“宽容”，出资金补贴少数族群维护民族文化，等等。但是事实证明来自两个文化圈的人的融合过程远比想象的困难和曲折。以荷兰为例，约90万人来自伊斯兰国家，其中大约2／3是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现实是他们融入的程度最差。他们的失业率极高，30％的人中学毕不了业。无论通婚还是其他社会活动，他们主要在本族群中进行。在德国，许多第二代土耳其移民还不能很好地运用德语，导致成年之后在职业生涯方面困难重重。
近年来两个因素加剧了穆斯林在欧洲融合的困难程度。一是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持续不断的冲突，使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更加在西欧自成一体；二是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西欧的渗透，为恐怖活动招兵买马。极端思想利用同宗教、同语言（阿拉伯语）的便利条件也在西欧传播。例如瑞士日内瓦的伊斯兰学学者、埃及裔的塔里克·拉马丹利用学者身份，传播“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甚而鼓吹伊斯兰法律高于法国宪法。又如土耳其的麦廷·卡普兰在德国成立“哈里发国”，自命为哈里发，公开号召暗杀政敌，直到今年10月才被递解回土耳其受审。据报道，荷兰有5％的穆斯林属于极端派别，人数高达5万。而受教育程度差、失业率高等原因正是极端派别滋生的土壤。
今年2月，法国经过长期辩论终于在国民议会通过了在公立学校不得佩戴宗教标志的法律，而德国宪法法院也于去年9月下达判决，要求各州制定有关的法律。两件事都是针对穆斯林妇女的头巾，其实质是限制伊斯兰教的影响。欧洲的舆论界现在频繁使用“文化斗争”这个概念来描述头巾之争。在德国宪法法院的判决下达之后，一些州开始制定有关法律，不仅明确禁止教师佩戴穆斯林妇女的头巾，而且要求教师们要以基督教的文化价值观、自主、民主思想为基础授课。三年前，德国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曾发起过一场关于德国是否应该有“主导文化”、即基督教文化的讨论。那场讨论正是针对伊斯兰文化在欧洲阵地扩大的事实。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以及前总理耶尔马兹都在申请入盟时多次说过，欧盟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俱乐部，暗示欧盟不能以土耳其的伊斯兰教信仰为由歧视它。但人们都还记得，1997年3月欧洲议会人民党党团曾召开了一次各国保守党派主席的会议。该派当时的领袖、比利时前首相马尔滕斯曾明确表示，各与会者一致认为，欧盟同时也是欧洲文化传统价值观的联盟，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文化的范畴，因此土耳其不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现在虽然没有人这么说了，但在“9·11”事件之后，欧洲对伊斯兰文化及其在欧洲的扩展可能疑惧更深了。
土耳其入盟的道路仍然十分漫长曲折。无论谈判的过程如何，人们都不应该忽视这场“文化斗争”的影响。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