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从法律上确定了农民工拥有索取工资及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但纸面上的权利如何变成现实的权利，则需要在行政与司法方面进行配套
又快到年末了，辛勤工作了一年的农民工能否及时足额拿到工资，再次引起全社会关注。
从去年底以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经常成为新闻的大字标题，但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因此，解决这个社会痼疾，依然需要政府投入巨大努力。
去年曾替农民工讨薪的温家宝总理，近日在《互联网资讯择要》上，针对网络上有关广州民工讨薪遭打和被灭火器喷射的事件作出批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需高度重视”。
这不仅是对各级政府官员提出的政治性要求，政府同时也在考虑通过立法的形式，给权利和利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以救济。
10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实际施工人（也即所谓的“包工头”）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这样的规定将强制发包人及时将工程款拨给工头。
近日，温家宝总理签署了第423号国务院令，公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该《条例》自今年12月1日起施行。根据这一条例，如果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这是一个可能具有良好效果的规定。
以前的各项相关法律和政策也都规定，凡用人单位没有按国家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将受到相关行政和经济处罚。目前审定的建筑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中建议，建筑企业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者最高可处罚30万元。
不过，这样的规定侧重于惩罚企业的违法违规活动，它突出的是劳动部门的权威，罚款也多收归国库。而对如何救济受到损害的劳动者，却缺乏仔细的考虑。然而，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直接的受害者是农民工本人。因此，当考虑解决此一问题时，首先要考虑，给权益遭到损害的农民工以有效的救济。而国家机构所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便利的制度框架，让他们能够及时地获得救济。
当然，关于救济，以前的法律也不是没有考虑。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已经规定，“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如果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不过，这里的赔偿金一词比较含糊，它可以被理解为仅仅是指拖欠工资的利息及追讨工资的代价。此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则以1倍的金额明确了一点：这种赔偿金应该属于一种惩罚性赔偿。这种赔偿应该支付给那些权益遭到损害的农民工。
可以预料，《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这一规定，从法律上确定了农民工拥有索取工资及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权利。这种权利及权利所可能带来的收益，应该能够激励农民工更加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向劳动部门举报不良企业，并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不过，纸面上的权利如何变成现实的权利，则需要在行政与司法方面进行配套。根据目前的法律，劳动保障部门本来就可以向拖欠工资的企业下发处罚通知书。但有人估计，90％的拖欠企业都不执行处罚，而劳动保障部门对此无可奈何。为此，有些人士呼吁赋予劳动行政部门以财产扣押权。江西省于去年颁布实施了《江西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就首次在地方立法中赋予劳动保障部门财产扣押权。
这种做法可能会收到一定效果，但却有失审慎。涉及对公民和企业的人身自由与财产采取强制性措施，只有法院拥有裁决权。由一个行政部门做出这样的裁决，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与道德风险。正确的做法是，如果企业不执行劳动部门的处罚通知，可以由农民工或劳动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可以适用比较简易的程序，在查明基本事实后——这样的事实通常总是非常简单的，即可扣押相关企业和包工头的财产，用于清偿农民工工资欠款。但法院应怎样适用简易程序，似乎需要司法部门予以考虑。
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角度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赋予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以相当大的权力，揣度该法的立法意图，就是要通过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劳动保障方面违法行为的制裁，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能否正确地行使这种权力，而不是使制裁权变味？另一方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能否不受地方政府官员掣肘，公平地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要让人们对此放心，似乎需要更细致的制度设计。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