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完成驻伊使馆复馆
孙必干——带“保镖”的外交官
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在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位外交官，他在外面当大使的时候有贴身的武警保护，他在25个小时之内营救出了七名被武装分子绑架了的人质，他是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来，我们认识他。
11月10日，外交部和人事部联合召开的“先进外交工作者和先进外交集体表彰大会”在这里举行。孙必干率领的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获得了“先进外交集体”的荣誉。
孙必干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后被公派至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学习；1990年至2002年，曾先后担任沙特阿拉伯大使、伊拉克大使、伊朗大使。 2003年6月，外交部成立伊拉克复馆小组，孙必干出任组长。
2004年7月9日伊拉克时间晚上9点多钟，7名外交人员和6名武警官兵，在伊拉克曼苏尔饭店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展开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庆祝中国驻伊使馆正式复馆。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但是对复馆小组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日子。
去年5月1日，美军宣布结束对伊拉克40多天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后，中国政府就开始着手进行驻伊使馆的复馆工作。已经退休在家的孙必干再度出山，任复馆小组组长。
2003年6月底，由外交部、商务部和中联部7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抵达约旦首都安曼。
去年7月18日，由孙必干率领的一行4人穿越被称为“死亡之路”的约伊高速公路，第一次进入战后伊拉克，实地调查了战后伊拉克的情况和被毁大使馆的现状。
就在孙必干一行离开巴格达返回约旦安曼后不久，伊拉克境内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联合国驻伊总部大楼，国际红十字会驻伊总部，约旦等国驻伊使馆相继遭到袭击，联合国特使遇难，伊拉克临时最高行政委员会主席被杀，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复馆小组不得不在约旦待命，结果一等就是半年。
今年2月初，考虑到伊拉克复杂的环境，我国政府派出6名武警人员随行，负责复馆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这6名警卫人员全部来自武警反恐特警队，精通射击，擒拿格斗，防化防爆等技能。
向国外派出武警保护外交人员，这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头一遭。那么，孙必干等复馆小组的成员到底在伊拉克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呢？
带“保镖”的外交官
白岩松：今天会客厅的客人就是大使孙必干。孙大使，当时是出于什么状况下，咱们要破例给您配六个武警一起去伊拉克，真到了这一步吗？
孙必干：当然，就是安全环境，虽然是美国总统5月1号宣布，对伊大规模战争结束，但实际上各种形式的抵抗、暴力、恐怖活动始终没有间断，枪战、绑架，斩首行动层出不穷，尽管初期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到后来这么严重，但是我们去工作的话，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危险，这是其一。其二，当时其它使馆也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安全措施，其中许多就有警卫人员，有的是本国带去的，有的是在当地雇佣的。
白岩松：对咱们来说也是第一次有六名武警，而且还带着武器，从北京一直到巴格达，是否也要面临很多的难题？
孙必干：那当然，他们是军人，又带着武器，这种情况下他们过境就不同寻常，我们的六位武警带着武器，经过莫斯科，当然莫斯科那边也有一些曲折的过程，然后从莫斯科转约旦飞机，飞到阿曼，约旦政府对我们这次武警过境还是很配合的。但是尽管是这样，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条件，比方到达后，武器不能跟着。
白岩松：六位武警是怎样选出来的，走之前是否要对他们进行各种相关的培训？
孙必干：当然，这是我国第一次派武装警卫人员到使馆进行警卫任务，外交部很重视，武警也非常重视，所以他们进行了精心挑选，这六位武警都来自北京武警总队，由一位副支队长带队，还有一位连长，另外四位战士都是老兵，都是士官，但他们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又承担着非常重的使命.我们外交部的同志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些交流，介绍有关情况。
今年2月15日，一切准备就绪，复馆小组的7名成员和6名武警一起离开约旦首都安曼，乘坐5辆汽车再次驶上约伊高速公路。从安曼到巴格达的路程共1000公里，在这条路上，经常会因频繁的袭击事件而遭遇误伤，路上也经常有填埋的地雷等爆炸物。
复馆小组到达约伊边境时，武警将便服换成军装，一行13人都穿上防弹衣，开始实施安全防卫预案。如车队编队排序，警卫人员分工，途中查看情况，保证快速反应，停车加油时的特殊防备，孙必干下车时始终有人贴身护卫。进入伊拉克境内则枪不离身，武器不离手，时刻作好战斗准备。
经历死亡之路
白岩松：从约旦一到进巴格达这条一千公里左右的路，常常被人称为死亡之路，六个武警陪伴整个复馆小组进入巴格达，走这条路对武警来说是第一次，我不知道您更紧张的还是这六个武警更紧张。
孙必干：我肯定紧张，因为我有责任，我们这13名复馆小组的成员，包括六位武警和其他外交部、商务部、中联部三个部组成的七位工作人员，我都有责任把他们，包括我自己完全完好地送到巴格达。同时我也感觉到，六位武警他们比我们更加紧张，为什么呢？他们必须实现两个确保，第一个确保，就是被保卫人员的安全，第二个确保就是他们自身的安全，这两者缺了一项就不行。所以我紧张，六位武警比我还紧张。
白岩松：那24个小时基本上他们得轮班倒，而且我估计头一次也不敢睡觉吧？
孙必干：他们恐怕是不能睡觉了。
白岩松：这一路上顺吗？
孙必干：我们对路上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做好了各种准备，设计了不同的方案，出了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应对，但是老天保佑，我们这一路还没有碰到我们设计的那些情况，还比较顺利地抵达巴格达。
复馆小组抵达巴格达后，首先就是要寻找一个安全落脚的地方。而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的馆舍，在战后的抢劫风潮中遭到毁灭性破坏，大使馆邸就剩下了一个空壳，门窗、屋内所有东西都没有了，地上全是陶瓷工艺品的碎片，各种图书、报纸、转头和杂物。大使馆的修复也因为安全原因无法进行，所以小组在抵达巴格达后不得不住进市中心的曼苏尔饭店。然而这家五星级饭店，因为战争早已是面目全非。
因为曼苏尔饭店距离联军总部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所以日常生活经常是与爆炸相伴，与袭击相邻。复馆小组的安全任务就全落在了6名武警头上。这对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战乱地区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来说，是一次空前的考验。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势下，复馆小组的一些成员甚至还作出了最坏的打算。
于无处不在的危险中完成复馆
白岩松：咱们的大使馆刚才短片里已经看了，原来已经根本就没法住人了，首先住的地方恐怕就是你的第一个要决定的事儿。
孙必干：我们复馆小组全体成员13个同志，到巴格达以后，我们就下塌在曼苏尔饭店，我们选择地方，我跟你说，在巴格达你找不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这是前提。除了相对地比较起来那儿可能安全系数大一些。
白岩松：您要开展工作，最重要是要复馆，跟伊拉克有很多工作要做，你每天出饭店去工作的过程中，六个武警跟您是什么样的关系？
孙必干：由于那边的安全环境是非常严峻，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没有工作，我们不出去，但是正如你刚才说的，我们是有任务的，我们是有事情要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得出去，但是只要出去，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汽车炸弹、路边炸弹、枪击这一系列的事件，特别是后来的绑架和斩首这些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规定，只要我们出去，就有武警来随同警卫，而且根据形势的需要，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第二，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去还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还有合适的路线，一旦路上碰见什么事情，能够很快就有其它的选择，所以不仅武警他们高度地警惕，开车的同志他也本身，道路非常熟悉，随时准备出什么意外事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武警他们是非常辛苦的。
白岩松：而且战后之后，因为整个处在相当的混乱状态中，是否是工作效率不会很高，可能半个小时能干的事儿，七八个小时都干不了，这反而增添了你们要出去，要接着办的这种难度和风险？
孙必干：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去的时候，开始，一个，那个道路很混乱，因为美军在那儿巡逻，他为了安全的需要，随时可能跟你堵住道路，所以比如这条路，我们去的时候这么走的，但是回来可能就走不了了。这是其一。其二，战争之后，巴格达的通讯终端，没有通讯，没有电话，一切都要靠腿跑，要人去找，你只要出去，只要去跑，你就有危险，所以这个本身有危险。所以这样必然效率很低了，一个电话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往往要来回跑多次才能定下一件事儿，所以这里边难度还是挺大的。
白岩松：也遇到过危险，我听说您本人就遇到过这种近距离的危险？
孙必干：因为巴格达处在战乱的状况下，我们要去的地方恰恰是经常发生战乱的地区，比方说绿区，再比方说外交部，这些地方是我们经常要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叫你碰上。我本人大概亲身经历这种情况也有好几次了，比方说有一次我到临管会去，做一次很重要的拜会，实际上临管会的安全措施很严的，三道岗，我的车在第二道岗经过检查以后，准备启动的时候，第一道岗就爆炸了，这个距离恐怕也就百十来米这种距离。
白岩松：那种冲击波可能都能感受得到。
孙必干：对，很明显，另外还有一次比方说在外交部，外交部的对面发生了一次非常强烈的爆炸，可能那次新闻都报道了，就是发生在外交部对面库尔德的一个办公楼，那次造成17个人的死亡，几十人受伤，那次我们正好在外交部，感到强烈的这种冲击、震动。
白岩松：我看到一个标题，说你们的工作是在枪声中睡着，在炮声中醒来。
孙必干：应该说也形象，因为到处都是打枪，然后是炮，特别是直升飞机，非常响，轰鸣，所以不一定你住哪儿就没有，你住在什么地方就一定有。当然我们说，我们这个曼苏尔饭店紧挨着绿区，所以枪炮声，直升飞机的轰鸣声可能更强烈一些，所以刚才说的那个枪声中睡着，炮声惊醒，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我们有的同志到最后就睡不好觉了，失眠了。
提前写下遗言
白岩松：孙大使，这可能跟平常的工作不一样，平常出去办事时可能简单地打个招呼，但是在伊拉克您出去的时候，工作人员会不会提心吊胆？
孙必干：非常不一样，就是说整个我们13个人都是互相在那儿牵挂的，比如我出去了，我们家里的同志他就到时间了就得盯着，大使到了什么地方回来没有。别人出去，我也记在心里，特别是他们出去时间一长，我就坐不住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大家都非常地相互关心，非常地牵挂。
白岩松：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去执行任务，不管是你们13位复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六位武警来说，是否有的时候在事先也要跟组织上也好，跟家里也好，包括自己内心也曾经闪过假如要是面对死亡的话这样一个命题。
孙必干：我跟你说，干我们这行都知道，在那样的时候去伊拉克，意味着什么，知道有困难，有风险，但是就我所知，我们的七位同志，包括后来的六位武警，没有一个人因为个人或者家庭的原因，或者害怕那边，有任何的犹豫，也没有因为自己去比较危险的地方工作，而向组织提什么条件和要求，所以这点也是一支非常好的队伍可以说。当然，至于每个同志都会有自己的考虑，有的同志都表示，只要有困难，只要有危险，但是需要，我们就得上。但是有的同志我也知道，他们也对自己所谓后事也做了一些安排，比方说如果怎么怎么，请帮我料理后事。
白岩松：有人已经提前写了遗书。
孙必干：相当于这种吧，有所交代。
4月11日晚9时，总部设在阿联酋迪拜的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有7名中国人在费卢杰地区被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复馆小组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报告国内，并根据国内指示马上开展营救了工作。
25个小时后，被武装分子绑架的7名中国人质安全获救。这在绑架事件频发的伊拉克几乎创造了奇迹。那么孙必干到底进行了怎样的外交斡旋，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顺利解救中国人质呢？
在伊拉克创造奇迹——25小时解救人质
白岩松：当知道了有这么七名被劫持的而且就是中国人的时候，您马上要面临的怎么办？
孙必干：当然，首先我们立即向外交部做了报告，同时我们也开展了营救，第一，要保障我们七位人质的生命人身安全，第二个，要开展全方位、多渠道的营救工作，所以按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就开展了这个营救。
白岩松：您谈到了这一点，开放全方位、多渠道，我们能想象渠道，比如说官方的、民间的、舆论的，您主要是要选择哪几个渠道？
孙必干：既然是全方位，我都得要试，官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安排了李肇星部长跟伊拉克外交部长直接同人质进行对话，当然我们也找了他的有关的几位部长和一些比较重要的朋友，这是官方的。我估计到可能哪些个组织跟他们有联系，或者能够说上话，所以这样我们一个是找了伊斯兰党，再一个，我们找了长老会，跟他们进行联系。当然，从舆论上我们也进行了工作，比方说在半岛电视台发表讲话。
白岩松：您直接就半岛电视台发表讲话，针对这个人质的？
孙必干：针对人质发表讲话，就是呼吁绑架人员能够释放这七位中国公民，我们讲了，我们是中国人，他们到这儿来是为了经商、务工，他们是冲着对伊拉克人民友好来的，他们的到来不对任何人形成任何的不好的事情，所以从两国人民的友谊、友好，我们真诚希望能够尽快地释放，特别跟他们强调，这七位人质，他们的家属，对于这个事情表示尊敬，殷切地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回国。
白岩松：这几个渠道都开始使劲了，最后你觉得是哪块的劲使得产生了效果？还是综合合力，怎么就那么快，最后25个小时人质就获释了，原因是什么？
孙必干：我感觉应该来说通过中国现在这次行动，促成了这次人质事件比较快的解决，当然了，从客观上来说，中国跟伊拉克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中伊友好深入人心，当然，我们进行了努力，人质得到释放，另外从客观方面也存在着他放人的这种客观的条件，要不然这两者有一方对不上。
白岩松：谈到这一点又会谈到我们其实在伊拉克比如说战争开始之前，因为中国跟伊拉克的关系不错，有很多的企业在那儿也会拥有他自己的一些建设，把这一切都打乱了，可是这些企业的利益怎么办等等，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相关的这种情况。
中伊两国的合作项目主要集中在电力、石油、工矿和双边贸易。以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为例，该公司与伊拉克前政府签定了4台发电机组的协议，其中第一台机组已经纳入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项目，目前正在执行中，但其余3台机组的合作事宜因战争而中断，虽然伊拉克电力系统与中方交情不错，相互信赖，但这后一部分承建合同还能得到履行吗？
如何减小中国公司遭受的损失
白岩松：孙大使，我们企业在那儿有多少，规模是什么样，包括跟原来的政府有过多少订单？
孙必干：这里边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国刚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我们对外去承包项目，派出劳务，当时伊拉克我们这个实行改革开放，劳务一个很重要一个市场，当时我们很多公司都在那儿有自己的项目，同时在那儿最多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在那儿达到两万多，那是第一届的。后来由于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由于国际社会实行制裁，所以这样承包劳务基本上就停止了，然后联合国决议实行石油换食品这个政策之后，我们中国的很多公司积极地参与了这项活动，因为我们中国公司有很多的优势，一个我们过去就跟他有很好的合作，第二个，我们知道，伊拉克建设的规模、项目符合他们的需要，第三个我们之间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所以在石油换食品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许多公司在那儿得到一些项目。
白岩松：但是这就麻烦了，我们在那儿你看有很多的项目，也曾经签订过一些订单，但是这回的战争完全是变化非常大的，我们那些订单人家新的伊拉克政府还承认吗？
孙必干：这里面也是我们复馆小组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要维护我国正当权益，首先第一个，关于石油换食品的协议，我们希望能够全部地实行实施这些项目，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过去跟前政府签订过一些合同、协议，主要是在石油方面，比方说我们两国政府曾经签的阿汉旦卜油田开发的协议，我们也希望这种协议能够实施。另外还有一些项目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这些项目能够实施，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我们希望继续谈判，以至最后达成协议。
白岩松：您谈的都是希望，那说明他还没有变成现实，他变成现实的可能性有多大？
孙必干：这样我们各方面进行工作，我现在还没有把握说，我究竟能够多少将来能够实施，但是我的感觉是伊拉克现在的政府对跟中国合作，还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所以我想通过随时形势的变化，我们继续在那儿进行工作的话，我想我们会有一部分的合同、项目会得到实施。
为了体现中国对伊拉克人民的善意，中国政府承诺较大幅度减免伊拉克国家债务，然而这些善意的举动能为中国赢得伊拉克的重建市场吗？
伊对我负债数十亿，为何还大幅减免其债务？
白岩松：关于咱们大比例的减少了取消了他对咱们的欠的债务，他到底估计欠咱多少钱？
孙必干：这个情况跟过去的双边合作是有联系的，前面讲的，我们双方的合作项目比较多，在一段时间，伊拉克支付是好的，但是从80年代后期，伊拉克支付状态就越来越不行了，所以开始是欠债。开始是说延期付款，后来就欠下来延期付不了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积累下来，就形成相当一笔债务。
白岩松：有人说40亿美金，有人说50亿美金，有人说高达70亿美金，哪个更靠谱？
孙必干：我只能说是数十亿吧。
白岩松：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来减免他的大部分的债务？这不是亏大了吗？按很多老百姓的想法来说。
孙必干：那当然了，确实有这些问题，而且这种债务对我们欠的这个债务，一个对我们的公司确实造成很大的压力和负担，给他们造成直接的损失。对政府也有一个负担，但是由于伊拉克经过了长期的战乱，长期的制裁，现在一不安全，经济也没有基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来逼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领导人承诺，积极考虑较大幅度减免伊方对中国的债务。
白岩松：但是我看到一些国内国外的媒体，评论家也有这样的看法，说我们之所以大规模地减免了债务，也跟如果有可能在伊拉克重建的过程中获得中国该获得的订单和商机，是否他们两者之间可以划等号？
孙必干：恐怕不好划等号，因为我们承诺较大幅度减免，本身是体现我们对伊拉克人民的一种善意和感情，同时也有助于他更好地进行战后重建。同时我们的公司也能够得到部分的补偿。我想这个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白岩松：孙大使，退休之后临危授命，完成整个伊拉克大使馆的复馆工作，等到您今年工作要告一段落，要离开巴格达时是一种什么心情？
孙必干：说实话，我去伊拉克工作过四年，94到98年，对伊拉克还是比较了解，对伊拉克人民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当时是海湾战争以后，对它进行制裁，已经是制裁的后期了，伊拉克的国力已经元气大伤，老百姓已经有很多的困难了，但是这次伊战之后，我感觉到对伊拉克国家和人民打击更大，所以我衷心希望伊拉克人民能够尽快地实现和平和稳定，然后进入经济重建，重建他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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