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周季钢
合作的乐趣
分田到户20多年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社又回来了，不同的是，这次不是行政力量干预，而是市场自发作用造成的合作。
合作在中国最基础的地方是如何实现的？现代合作的精神如何在中国传统小农意识的领地发芽成长？
深秋将至，广袤的田野正一寸一寸的失去它心仪的绿色，在已经被耕种的土地下，粮食的种子静静的沉睡，期待春天，期待生命的重新迸发。
被翻种的土地一块接一块，唯有点缀其中的几棵小树，标示着他们属于不同的主人。但是这片土地上，“个人”这个概念正在淡化，界限已经不再分明。
2004年10月14日晚，河南兰考县贺村合作社确定村土地要统一耕种。散会后，书记员王红卫挨家挨户进行地亩统计，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
10月16日，天不见亮，在贺村东面的一块土地上，一面火红的旗帜被插在了拖拉机上，伴着细细秋风舞动。上面写着五个字：贺村合作社！6个人散布在土里，弓着腰，要么撒肥料，要么拔草，要么耕地，这6个人被称做“社员”。截至当天中午时分，这拨人已经耕了30亩地，人均耕地5亩，这是他们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工作效率的4倍以上。
还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单独一家人去租用拖拉机耕种需要18元/亩，由于合作社社员多可以享受“批发”，如今只需要16元/亩。
社员刘三哥是耕这块地的负责人，他的任务是指挥这群社员加紧工作，因为地耕完了还要回社里开会，做得不好是要被理事会批评的。
就在这块地不远处，还有三组社员和三台拖拉机在紧张劳作着。
这群大学生们
贺村合作社的成立和河南大学三农研究会（简称三农研究会）分不开。
在成立合作社之前，河南大学三农研究会携大学生志愿者来过贺村三次。每次来之前，作为三农研究会会长谢晓峰都布置了任务，譬如2004年5月的调研活动就有三个调研课题：“农村水利设施状况”、“农民最关心的5—10件事”、“中学生失学原因现状及未来走向”。他们直接和村民交谈，或入户、下田间实地调查。
但是，这群大学生究竟能做多深入的调研是值得怀疑的。挂职兰考副县长的中国农业大学教师何慧丽评价说，学生来农村更多只是为了体验社会。
村民们更多的也是一种看希奇的目光：嗬嗬，你看这群大学生！
一次，一位大学生在和农民一起劳作时，将农民的芝麻当野草给拔掉了。
然而，正是这些大学生，却将这块宁静土地的宁静打破了。
王德显
2003年“十一”长假，三农研究会来到贺村做调研工作，认识了后来的贺村合作社理事长王德显。
王德显，30多岁，不善言语不擅表情，喜欢在人前摆弄相机和DV的农民。在他的店铺里张贴着很多自己拍的照片，而当他自己出现在相片中时，总是双手靠在身后，单眼皮带着一种骄傲甚至傲慢的眼神。
在之前几年，还算年轻的王德显觉得家乡的环境不适合自己发展，也想过外出打工，一年能挣千儿八百块钱，回家娶老婆生孩子。但是，由于父母年迈割舍不下，于是便在家学着做生意，从城里拉一些肥料来卖。
大学生志愿者问王德显，农村最缺什么？
“缺技术，缺钱，”王德显想了想，“什么都缺。”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王德显毕竟是生意人，也见过一些市面，所以这决定了双方的交谈得以进行下去。大学生志愿者与王德显开始熟识起来，大学生志愿者改称王德显为“王哥”。随后，三农研究会和王德显达成协议，共建“政策、科技、信息交流站”（简称信息站），并捐赠了第一批图书。
随后，王德显的肥料铺后院成了贺村合作社的发祥之地，贺村村委出资为信息站定了两份报纸。在王德显的苦心经营下，截至2003年年末已经拥有价值800余元的报刊、杂志等资料。
2004年5月1日，三农研究会向信息站捐赠了第二批科技致富书籍，帮助王德显进一步扩大了信息站在村民中的知名度，完善了信息站的操作制度，并正式决定为信息站制作标牌。
大学生志愿者返校不久，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信息咨询中心”正式挂牌。
2004年7月5日下午，三农研究会再次带去各方面的书籍一百余册，并抽出专人帮助将书籍进行了分类，编号。此次下乡，赵晓锋将贺村的共建工作定位于协助成立一个具有民间组织性质的，为广大乡亲们服务的协会或合作社。而王德显想成立一个组织，通过自己的努力，集合本村种养能手，搞一个高效农业推广，建立一个种养产业基地，这样在市场上能具有竞争力，让村民用小钱挣大钱。
但是王德显也仅是一种朦胧的感觉，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轮廓。晚上，赵晓锋让王德显邀请村中“能人”举行一个小型的座谈。当天晚上参与人员共9人，其中包括王德显的堂弟王红卫。
王红卫，30岁，个子矮小，由于家境的艰苦以及过度的劳累，使他看起来比王德显更加衰老。在面对外来的客人——无论县长还是大学生时，他总会换上一身干净的行头——黑T恤，肥大的白裤子让他的身子显得更瘦小，白色的运动胶鞋，他会很热情地半鞠躬主动握手，言辞中有掩饰不住兴奋。
王红卫的性格和处境决定了他是这个合作社里最热心的人。他家庭条件非常艰苦，一直希望能获得改变，但靠自身力量很薄弱，所以早在2000年，王红卫就想拉拢村民集资买车，有了原始的合作冲动。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搞一个合作社是好事，但是都没有这方面经验，赵晓峰也感觉为难。
一次深夜谈话
赵晓峰想起了何慧丽副县长。
2004年7月6日一大早，赵晓峰便去兰考县城发通讯稿，顺便找了一趟何慧丽。赵晓峰将王德显那边的情况向何慧丽作了反映，何慧丽当即表态要和王德显见面，承诺如果条件合适可以在贺村进行合作社的尝试。
下午，何慧丽赶到贺村看望大学生志愿者，并与志愿者进行了一个小型的联欢，这时候，何慧丽让志愿者们称她为“何老师”，因为这样听起来亲切。晚饭后，何慧丽去找了王德显。
此时正值酷暑，偏偏这个时候贺村停了电，蚊虫就愈发猖獗起来，在王德显的肥料铺后院——信息站里，王德显点上一支蜡烛，微弱的烛光映射何县长的脸庞，汗水微微渗光。第一次，让王德显感动。
后来，让王德显感动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在贺村老百姓的口中，不仅传唱何县长不吃一口老百姓的饭，不喝一口老百姓的水，而且还跟老百姓一起劳作，甚至担粪等等。
交谈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这个时间对于没有夜生活的农民来说已是夜深人静。何慧丽提议，让王德显再邀几个农民精英在第二天继续座谈。当晚，何慧丽认为已经找到了最为合适的人选，于是便和一女大学生一起挤在小屋小床上安然睡去。
而这时，王德显开始在兴奋中失眠。
意想不到的“诉苦会”
7月7日上午，贺村村委，“农民经济综合发展研讨会”。
一共来了17位农民。这一批人是经过王德显精心挑选的，思索一夜物色到的对象：年轻、有想法、能干事。当然，这批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算太富。譬如王德显铺子隔壁的种子经销户们就不愿意开这个会，用王德显的话来说就是“不屑”，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没钱”。冷眼讥讽的人不少，“你们几个又没钱，看你们怎么弄？”
会上，王德显特别用了一个词语来形容目前农民的状态——麻木。
王德显说，农民往往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各自谋求发展，不太关心周围的事务；而面对的问题是，个人的力量太小，越是单打独斗却越是陷入贫困的深渊。
王德显举例道，去年天气干旱，大部分农民不懂技术不能很好地掌握水和温度，棉花培育了三次却都枯萎，损失很大。设想如果能由某个有技术的人来统一育苗，岂不是节约资金又提高效率？
王红卫说，村里贫富不均，严重的两极分化形成巨大的拉动力。富的农民搞七户联保，能获得更多的贷款，使得发展越来越快；而穷的却无法获取贷款。大家合起来了，是不是力量更大，能获得更多的资金？
但是其他村民发言并不是都像王德显、王红卫。他们更多是停留在指出困难，而并非提出解决办法。看到何慧丽的在场，大部分村民认为这是清官下乡视察民情，于是座谈会成了诉苦会。
显然何慧丽也没意识到这样的结果，于是只得一边对每个村民的特点进行记录，一边悉心开导。
“他们在搞传销”
尽管晚上的会议并不是想象中的成功，也没有完全切入主题——合作社，但是何慧丽知道，合作社的种子已经在这十多个村民的心中埋下。而此时，何慧丽所要做的，就是更好的浇灌，使得种子尽快茁壮，于是她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她的下一步计划。
7月7日下午，何慧丽便带领王德显以及其他村的积极分子，驱车前往河北定州宴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观学习。像王德显这样的村民，稍有见识，但对于“学院”——这个曾经被誉为“象牙塔”的概念始终也是心存敬仰的，即便是只有四天的培训，也可以长久的在王德显的生命中涂上光辉的色彩，成为日后的谈资也罢，成为炫耀的资本也罢——在王德显家里，挂了当时的很多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王德显刻意在宴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招牌前的“胜利”留影。
在宴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王德显才感受到，原来有这么多的人在关心农村，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发展？
7月10日，王德显便叫上单春华、郭炳辰、任英杰、王红卫等三个自然村的村民，开始对合作社的事情进一步考虑，并制定计划，要成立一个贺村经济综合发展协会。即日便成立了筹备小组，安排人去动员更多人的加入，让其他村民有个简单认识——合作社是为大家谋福利的。王德显们的原则却是“要精不要多，加入的每一个人都要当一面旗帜用”。
随后的每个星期六晚上，在信息站筹备小组定时开会。每次例会，合作社的准会员都在不断增加。但是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人认为何慧丽是在搞传销，有人认为王德显会捞到什么好处。
一次一次的解释，一次一次的争执，有时王德显会气得跺脚，甚至把自己的手机给砸了。单春华的妻子同样也反对，为了阻止单春华继续深入的上当受骗，于是索性把家里的大门从外面锁了。为了参加例会，单春华只得翻墙出去。
赵大娘的能量
一次一次的例会，王德显日渐势单力薄，一直开到8月26日何慧丽再次到来。此时何慧丽想到了一个人：大李西村老人协会会长赵凤兰。
赵凤兰，人称赵大娘，今年67岁，是早期的村支书。赵凤兰的大儿子如今是海南马自达汽车公司的经理。一次，赵大娘被儿子接到海南玩，赵凤兰看见城里的老人都在公园里练太极拳、跳舞，精神生活非常丰富，赵凤兰就想，农村人为什么不行？儿子给了赵凤兰一些费用，她就组建了大李西村文艺队，并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老人协会。
老人协会的成立也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过程。每次和人提及，何慧丽就会忍不住地想笑。但是正是老人协会的工作使她开始了解做农村的工作并不那么简单，村民的心理是农村工作很重要的基本功。实际上，这些都是赵大娘教会她的。
老人协会中有一个会员，白丽，只有43岁，按道理不应该加入老人协会。
赵凤兰告诉何慧丽：“你做农村工作没经验。农村老人的事谁都不管，乡里也不管，村里也不管。白丽是支书的爱人，把白丽选进去，支书支持白丽就是支持我们！”
大李西村老人协会于2004年7月2日成立，按照赵凤兰的说法，老人协会成立后不仅老年人有了家，丰富了文娱生活，改变了恶习，也让她们体会了“合作的乐趣”。其中之一，老人协会可以集结几十个老人对不孝顺老人的年轻人形成压力，让他们懂得尊老爱幼——实际上，老人协会做到了。
何慧丽想到，为什么不让赵凤兰现身说法，把这种合作的乐趣传达给贺村的村民呢？
艰难分娩
2004年8月26日，大雨。
跟何慧丽一起来到贺村的除了赵凤兰还有一些专家和其它合作社的理事长。
何慧丽让筹备小组请来了村支部书记张树利，并布置培训准备工作：打印筹备小组邀请书、学员证。张树利主持对会场进行了布置，一切都显得简单而隆重。
通过隆重的开幕式后，100多个学员进入了贺村小学教室开始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学习教材和喊口号、练歌曲。当时的教材是《新乡村建设培训资料》，第一部分是理论，讲述为什么要搞乡村建设以及政策解读、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缺陷；第二部分是案例，三个合作社五个协会总共八个案例。
何慧丽还教学员唱了自己改编的《团结就是力量》以及《合作洪流不可阻挡》等歌曲，学员们在《团结就是力量》中唱道：
“……向着贫穷落后开火，
让一切不合作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小康，
向着新乡村发出万丈光芒。”
后来，社员集体劳作之时，不仅会挂上合作社的旗帜，也必然会唱这首歌。这也便成了合作社的社歌。
有知识，有口号，有社歌并不代表能解决一切，关键的问题是，学员入社要交会费才算板上钉钉：不交会费不能对社员构成约束，将来合作社活动无法开展。
问题是，2003年兰考遭灾，农业结构还没有调整过来，村民卖什么都卖不到钱，而且紧临9月1日小孩上学，你要让他拿钱入社，难度不小。8月28日上午，何慧丽想，反正得交会费，等合作社成立后有了投资项目，再谋求社员入股。到底交50元还是交100元，还是10元30元？最后筹备小组确定会费金额为50元。
刚提到交钱的问题，有学员提出质疑，哪有何慧丽这样当县长的？
开封市副秘书长给了何慧丽5000元，说拿去搞培训，学员问，你拿钱来培训我们想干啥？是不是想在这边搞个政绩，回去升官发财？何慧丽不总是在这儿的，将来选举出合作社领导把钱卷跑了怎么办？
何慧丽的农村工作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她知道需要先要在感情上打动农民，然后再晓之以理。她动情地说：“如果我说很自私，那是因为我是农村出身，因为我现在的研究领域是城乡关系和农村发展；如果说我很自私，那么我想看到老乡脸上的微笑是最大的自私。大家总觉得现在没有这种人，我要告诉大家不仅有，而且不止我一个。我从来就没有奢望能解决你们的根本问题。但只要我何慧丽在贺村一天，只要你们高兴了，快乐了，高兴一小时就一小时，高兴一天就一天，搞合作社也是没有路中的一条路。我真替你们着急啊，因为现在农业部已经在找专家论证合作化道路，财政部打算每年发五千万给合作社，农业部也要发两千万，我是急啊！咱们兰考一直都走在人家后面，我要让大家走在前面！”
赵凤兰说，何县长没错。
会场的气氛开始不断升温。何慧丽接着说：“我今天用的培训费是开封、兰考给我的补助，是开封兰考给我的钱。我看到兰考人有志气，所以我一分也不带走，全部返还给兰考人——我真想把自己的肉大块割下来分给兰考人民！”
这句话打动了在场的学员，泪水的咸味在空气中弥漫。农民们掉泪了，甚至后来在王德显的回忆中，想起这样的场景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大家愿不愿意当发起人？”
“愿意！”
“愿不愿意入股？”
“愿意！”
赵凤兰太了解村民的心理和习惯，一些学员回去和家里那位一商量，保准有人变卦，就赶紧说：愿意的来前面黑板签个名字。当时，在教室的黑板上签名的就有49人。
9月1日，集结贺村、耿寨、石寨三个自然村村民的贺村合作社宣布成立，何慧丽当即宣布自己将无偿拿出1000元赞助合作社。王德显被选为理事长，村支书张树利被选为名誉监事长，理事会成员还包括单春华、郭丙辰、任英杰、赵付现、王红卫等人。各路“外力”陆续离开贺村之后，来自山东的史存义留下帮助王德显，将一些规章制度制定好。史存义在山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合作社理事长。
何慧丽问王德显要不要标志？王德显说要。于是，贺村经济合作社有了自己的社标：庄稼的上面是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双手捧着的是一颗钻石。
来了个温铁军
但是合作社从成立之日起也就不断的有自己的烦恼。
首先是合作社的身份问题。首先想到这个问题的是何慧丽，离开贺村合作社后，就一直在犯难：贺村合作社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贺村合作社和贺村村委之间，和乡委之间，和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利于合作社的长远发展的，而且以后兰考的其他合作社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名份啊？
“温铁军”的名字浮现在何慧丽的脑海中。她知道这样的民间新生组织需要得到认同和保护，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不是说了吗，“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农民增收的机制和制度创新。”能帮她完成这件难题的只有他了。
听说温铁军老师要来，王德显他们十分高兴。头天晚上就通知社员，晚上在贺村小学学习合作社知识，复习以前所学唱的两首歌：《合作洪流不可阻挡》、《团结就是力量》。
2004年9月14日上午，贺村小学停课一天，社员一大早便开始布置，搬凳子，搬音响，贴标语。
9：00，六七辆帕萨特和奥迪车相继驶入贺村小学，在腰鼓队、秧歌队的舞蹈中，在社员的歌声中，在震天的鞭炮声中，温铁军、兰考县委书记盛国民、开封党校、架子乡乡长以及工商行政部门的专家和官员陆续从车上走下来。
社员们很快就端坐在会场的当中，个个佩戴着会员证，在统一指挥下合唱《团结就是力量》，然后举起右拳宣誓，后来又唱了一遍《团结就是力量》。
温铁军也十分明白自己来的目的和希望达成的效果：争取说服各级行政部门不用行政手段干涉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主动取得领导们的大力支持，接受他们的建议；合作社初期，工商税务给合作开绿灯，让他们发展一年、二年，试试再说。
大概是被现场的鼓动气氛所感染，县委书记盛国民当众表示，“不让任何职能部门干扰合作社发展，特别是工商税务，只要他们来找事，你就直接找我，我就立即给你们解决！”
此时的何慧丽，心情渐渐平息，笑容在她的脸上凝固，她静静的，将椅子朝身后挪了挪，以腾出空间让自己靠得更斜一点。
当天，为了显得更加正式并烘托气氛，在何慧丽的主持之下，温铁军和县委书记盛国民还一起举行了贺村合作社揭牌仪式。当缠绕在写着贺村名字的牌匾上的红纱被撩开之时——合作社已经实际上成立了14天了。
检 阅
在合作社成立短短的14天里，合作社书记员王红卫的笔记本上已经详细地记录着合作社的点滴工作：
9月4日，合作社成立后第一次社员商讨会；
9月5日，兰考县一种子公司和合作社签合同种了70亩的洋葱，约定2005年至少以保护价收。请来仪封乡胡寨村种植协会会长王继伟作指导，召开洋葱规模化种植研讨会；
9月9日，理事、监事关于垫生产路、教师节送爱心活动研讨会；
9月10日，合作社成立后第二次社员商讨会；
9月11日，对于合作社来说意义重大。贺村合作社第一次召集了大规模的力量进行公益活动，第一次检验了合作社的号召力。
由于2004年夏天兰考的雨水特别多，导致很多村庄生产路被冲毁，有的村民急于排水救田，人为的将路面挖得大坑小坑，有的路面连自行车都过不去。9月进入秋收，道路的问题给村民带来极大的不便。
9月11日凌晨6点，贺村合作社的旗帜被扛到了贺村需要修缮的路头。28名社员在2个小时内，修缮路面2.5公里；上午9点，合作社旗帜又出现在耿寨，大家齐声唱《团结就是力量》。
张树利，贺村支书。当时派出所在贺村核对户口，村委必须陪同。张树利把工作安排好后，就带领村委部分成员加入合作社的队伍；
侯玉敏，社员，腿残。早饭后，花了半个小时步行1公里达到耿寨加入劳动……
这一切，都让王德显感动，王德显踌躇满志地说，说咱傻，咱就傻，咱们就认为是傻子公司，傻子集团就行了，要有上进心，努力拼搏，做一个真正的人！但王德显也看到，还有很多社员怕人说闲话，没有来。
不过这村里也有对合作社不高兴的人。信息站隔壁经销化肥的人，村口二层小洋楼里住着的人，都仿佛对合作社有些不入眼的样子。是不是富了就不需要合作了？王德显摇摇头，他沉浸在对合作社发展的憧憬中。（详情请见《经济》杂志11月号）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