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翌
从本月13日开始,北京的市民们一直在关注着一场特殊的展览会。虽然没有房展、车展的火爆,却引发了无数人的思考。因为这个展览会纪录了一个群体整整10年的进程。
来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今天不是学校搬家,而是老师们要把这些破桌烂椅搬进一个特殊的地方。
在今日美术馆的三楼展厅,学生们破旧的桌椅被摆在了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一场名叫“北京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巡展”的公益展览即将在这里举办。
主办者金光印告诉我们,这些桌子看起来是很长的,但实际上呢,它是三人的课桌,也就是说,这么大的一张桌子上,坐三个人,打工子弟的教室,它就不可能这么宽敞,一个教室,要容纳六七十个人,打工子弟所独有的。
为了让公众了解农民工子女这个陌生的群体,布展者把许多带有标致性的实物搬进了展厅。金光印向记者展示了一个时装队表演的行头。这是大兴行知学校时装表演队的所有的行头,一个老师做的,上面写着“面更酥脆味更香”,“小当家方便面”等等。
此次展览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新京报》主办,《聚焦三农》协办。 展览汇集了京城近30家打工子女学校的近200幅照片和实物。照片上的孩子们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省份,他们随父母来到陌生的城市,将第一次以主人公的形象走进现代艺术的殿堂。
有几张照片能够说明问题,一张照片的校服上写着“河北小学”,以为是河北省的,实际上不是,是北京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它叫河北子弟小学,这是打工子弟学校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另一张照片上学校的墙上写些“陈医生情深四海”,搞得跟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那种大标语,其实是老师想让学生知道,哪些人帮助过他们。
“我们这十年”是本次“农民工子女教育巡展”的一大主题。“十年”是谁的“十年”?十年的经历要从一幅照片说起。
“北京社会小学”是一家打工子弟学校,位于海淀区的八家村。从1994年校长张宝贵在这里办学开始,到今年正好是第十年。今天张校长带我们回到他十年前办学的地方。张校长介绍说,这个高压线下面,是一个垃圾站,我这个学校座落在垃圾站的旁边。用石棉瓦搭了一个小棚,盖的房,所有的人都在这废墟上活动。9月1日,开学的那天是18个人,18个学生,而且是一年级和二年级,混合在一个班,就办了一个复式班,起名就是八家私小。
张宝贵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石棉瓦墙上写下“八家私小”四个字的时候,也写下了为中国农民工子女办学的第一页。从这一年开始,一种游离于传统教育体制之外的办学模式,在城市的边缘自发地展开。
也在十年前的1994年,河南来的易本耀在京郊的一块菜地窝棚里也支起了课桌,为了解决自己的亲戚子女别当文盲,举办起一个家庭私塾。当时的学生只有9人。
1994年之后,外地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随之进城的流动孩子们达到200万,像“八家私小”这样的农民工子女学校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到1996年张校长已经取消了复式班,共有四个年级在读,考虑到这些孩子,来自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张校长正式给学校改名叫“北京社会小学”的名字。
而1996年易校长的学校也已经迅速壮大到800人,为了更符合学生的特色,易校长给自己的学校起名叫“打工子弟小学”,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由他首创的称呼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了“非法办学”的代名词。
易校长说,那个时候,就是到哪个辖区治安部门就不愿意让你在这儿待啊,怕你出问题,可以说是夹缝中成长。
而张校长在1996年的下学期,结果突然有一天,八家村的领导来到学校,说学校没有批文,不能办学。拿锁把教室一个一个全部锁上了。
1997年前后,由于国家对于民间办学还没有明朗的政策,许多地区对刚刚兴起的农民工子女学校采取了一律关停的做法。北京市先后有80家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驱赶。“身份”是农民工子女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别的所有学校一样,两个学校开始了漫长的搬家史。
易校长说,一年搬一次家,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而张校长更形象地描述说,凡是在上课期间,门口一下子,停了一辆无论是摩托车也好,汽车也好,只要是穿警服的,我的魂都吓破了。
在办学最艰难的1997年,两位校长都在为不断流动的校舍和生源而奔波。在那一年,易校长徒步围着三环转了20公里,终于在五棵松找到了一块闲置的空地。
而为了找回流失的生源,张校长在附近的农贸市场四处散发新校址的广告,“打工子弟学校又复课了”的消息在无数农民工中间流传。
此时,两位校长都意识到,想让民工子女能够踏踏实实的去学习,必须实现合法化。同时也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北京也好,在上海也好,接受教育,得到国家的支持,这是早晚的问题。
1998年对于所有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校长来说,都是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由公安部、国家教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流动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规定:允许民间力量自费办学,办学条件标准可以酌情放宽。
文件出台之后校长们的遭遇改变了,易校长用“能见天日了”来形容,而八家村的村长,关镇海更是亲自找到张校长说,我们既然赶不走你,我们就要扶持你,要支持你,你要办,不能跟窝棚式地去办学了。
2003年被许多校长们称为“政策转变年”,这一年的教师节,温家宝来到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玉泉路小学,写下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板书,这是来自政府高层肯定民间办学的最清晰的声音。
当年12月,明园学校成为首家获得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2004年3月,行知实验学校,石景山黄庄学校、大兴行知学校等10所学校相继摘帽,取得合法身份。截止今年年底,北京市共有28家打工子弟学校通过上规模,提质量从“地下”浮出水面。
易校长的已在为下一个目标而努力,而对于第一个办学的张校长来说,十年的“摘帽”的工作却还没有完成: 2002年由于校舍被划为绿化带,张校长的社会小学再次搬迁,眼前的树林是张校长第9处校舍。学生数量从最红火时的近1000人流失掉一半。眼前的500个学生,这个生源量是维护学校正常运转的最底线,而本已达标的办学条件如今已化为乌有。
张校长无奈地告诉记者,跑道、图书馆,电脑室,实验室,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没有能力达到,做不到。下一步,我这个学校,到底学向如何,去向何处,我现在心里没有谱,一点底数都没有,我不知道,咱们这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三年,两年之后,该走到什么道路上去。
“十年”由无数个校长的故事组成。11月13日,农民工子女教育巡展如期开幕。《聚焦三农》关注农民工子女的节目也同时在展会上播放。开幕式当天吸引来近百人参观。许多参观者表示,确实没想到他们的环境这么差。
易校长特地把一张“十年漂泊图”抬进了展厅,艰难是共同的回忆,而说到校长们十年来最兴奋的事却各有不同。
——这十年我最兴奋的一件事,就是有两位家长给我们的学校送来了两面锦旗。
——最兴奋的事情还是温家宝总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句话,给我们打工子弟小学,带来了希望。
——开始穿了一身泥巴,后来知道讲究卫生,穿的尽管是很普通的衣服,挺干净,这样使我最兴奋。
——我们以前顶着这个非法办学的帽子,一下子摘掉了,感觉一下的,你不兴奋吗。
北京市人大代表,冰心的女儿吴青特地来到展览现场,她说,我觉得如果用一个字,就是难,太难了,因为走过一个曲折的道路,由不被承认,到逐渐政府能够承认它,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中国法制的进步,和政府的进步。
“农民工子女教育巡展”昨天刚刚在北京闭幕,为期九天的巡展,并没有出现主办者担心的无人喝彩的场面,这次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活动主办者希望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再来回顾农民工子女教育时,今天的问题已经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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