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28日，欧洲银行家马丁•哥顿来到武汉，将2003年度中国爱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希恩，奖励他在爱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颁奖现场，桂希恩宣布将五千美元奖金全部用做爱滋病防治工作。桂希恩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中国爱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1960年，他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工作。16年后，桂希恩返回武汉，一直从事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和科研工作。1999年，一位来自河南的进修医生告诉他，老家上蔡县文楼村许多人染上了怪病，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考察一番。
桂希恩：那一次呢我只带了11个管子，结果我抽出11个血，10个HIV是阳性的，我非常意外，因为这个里头这个村子里头病人很多了，而且这些人都是卖血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他的血还可能给别人。
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桂希恩马上向当地政府反映，并在两个月后再次来到了这个村。
桂希恩：为了对这个事情负责，我应当再去，所以我就利用了那一年的中秋节，我带了三个学生，我们四个人，利用两天的时间，就抽了一百四十多个血，这个加原来的11个，我们大概有一百多个血，有超过一半的是阳性，而这个结果呢，确实叫我很震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经济利益驱使，河南省某些地区非法和不规范的采血现象盛行，就在这段时间，爱滋病病毒通过交叉感染在卖血者当中开始传播，而且危及到了他们的亲人。但是在桂希恩的个人调查之前，疫情发展到底如何，无人知晓。桂希恩的呼吁也石沉大海。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桂希恩：看到人这种情况，你视而不见，不做一些也许你能够做到的事，那我对不起这些人，我是搞这个专业工作的，做传染病工作的，遇到传染病，遇到这种情况还不过问，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带着他的学生继续对当地爱滋病状况进行调查。其间，他们遇到过一些困难，甚至还挨过打，但最终还是完成了对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桂希恩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当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中央主管领导寄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疫情调查结果。不久之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进行慰问和救治工作。五年来，桂希恩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和学生们一起带着药品远赴疫区。他自己掏腰包，为每一位患者进行身体检查，还常常给患者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得到资助的患者不下五百人。每一个接受过桂希恩治疗和援助的人都与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定期和桂教授通信。2001年，在接到一位患者来信之后，桂希恩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桂希恩：有一个病人，他跟我写了一封信，他非常的伤心，现在他也有病了，他想出去，到哈尔滨去打个工，如果赚了一点钱，能够给家里留个两千多块钱，那他死也瞑目了，我就看的心里很难受，当时我就想，那我应该帮助他这个忙，在这个时候呢，我就问了，有没有人愿意到武汉来检查，他们有些人愿意来检查，我就说，假如有人要来问你，你愿不愿跟这些学生，或者有新闻界的要见你，谈谈你们自己这个的经历，他们说他们愿意，我说那如果你们有这一条，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给你们募捐到钱，这个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总是能够给你捐上一点钱的。
本着这样良好的初衷，桂希恩把五名爱滋病患者接到武汉，并安排了住所，但是接下来的情况桂希恩却没有料到。
桂希恩：周围的邻居不答应，要把他赶走，他们说没有考虑头，你现在就要把他们弄走，跟我这样提出来的，那我只好我说你等几分钟，让我跟家里一商量，把东西收拾好，因为有五个人，怎么怎么住，那都要安排好，以后一两个钟头以后，就带到我家去了。
就这样，桂希恩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把患者接到了家里。以后的日子，他们同吃同住。这之后，更多的爱滋病感染者成了桂希恩的朋友，许多人定期来医院见他。但是，社会上一些人对爱滋病患者的歧视，让桂西恩忧心忡忡。一有机会，他就会向人们呼吁要包容和平等地对待他们。桂希恩从自己做起，在给病人看病或是跟他们握手的时候，很少戴手套。
桂希恩：害怕是因为你们对这个疾病不理解，不理解，如果你了解这个疾病，你就会正确对待他，病人不可怕，这个疾病可怕，病人并不可怕，医务人员嘛，都应该有一点同情心，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没有同情心，这个医生不容易做好的。
在艾滋病防治的战线上，桂西恩总是身体力行。每次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检查身体的时候，他都要亲自抽血，而不让自己的学生插手。
桂希恩：但有一次例外，就是抽140份血液那一次，我就分两个组，两个人一个组，我抽，另外一个组，就找的一个护士抽的，抽血比较好的，结果她把自己扎了，就非常紧张，结果我也紧张了，我就说了一下安慰话，但我心里也很害怕，要是她感染了，我怎么跟她，跟她的家属，跟医院交代，我们回到武汉第一件事，就把那个病人的血拿来查了，是阴性的，所以她不可能感染，不过我可想到一个教训了，这种事以后不能再来了，万一发生在他们当中，我怎么跟医院，家庭，还有他这个护士我怎么交代呢，所以以后我出去抽血，都是我一个人抽，万一要有了，我是一个老头子。
67岁的桂希恩，就这样在艾滋病防控事业第一线上冲锋陷阵。在桂希恩的促进下，那个曾经病毒肆虐的文楼村，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从2003年开始，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得到了政府的免费药物治疗和经济援助。
桂希恩：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我愿意跟他做朋友，我愿意我和他之间没有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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