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法书记”
牛玉儒去呼市赴任时，很郑重地对秘书李理说：“现在我到呼市当书记，权力会更集中，这样可能找你的人就多了，所以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凌驾于他人之上。”
牛玉儒对秘书“约法三章”———第一，要尊重其他领导同志和周围群众；第二，不能打着我的旗号办私事，不能代收礼品和礼金，一律拒绝之后也不用告诉我；第三，多学习，少应酬。
同为牛书记的下属，呼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李树贵说自己“很有福气”：“地方要发展，需要国土部门提供土地。一边是法律，一边是当地政策，土地部门往往受夹板气。但牛书记不会给国土部门出难题。”
呼市招商引资最大的项目汉鼎光电有限公司，是牛玉儒三赴广东引进的台湾建鼎集团电子产业项目，初期投资2亿美元。但是正是这个项目，投资方当初看中的一千多亩土地，一半以上属于不允许动用的耕地，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投资方和区政府就找牛书记“要特殊政策”。
牛玉儒作出了立足长远的决定：地方利益不能跨越法律。一个月后，投资方放弃了原来的用地方案，另选了符合规划的土地。
对此，呼市检察院检察长云布俊有同样的体会，他说：“如果书记滥用权力，那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幸亏牛书记从不这么做。”
2003年8月，一个涉嫌贪污罪的处级干部被拘留，他的亲友跟云布俊打招呼说：“我们可是托人找过牛书记的。”不久又来问：“牛书记跟你说过没有？”云答复说，没有。
一次向牛书记汇报工作时，云布俊顺便问了一句：“这个案子涉及自治区机关的一个处级干部，他们跟我说找了您了，找过您没有？”
牛书记的回答是：“不管找谁，进入法律程序的就按法律程序办，该咋办咋办。”
有人把手握财政大权的市长称为“常在水边走的人”，经手的钱多，诱惑因此也多。但做了四年包头市长，牛玉儒却没有“湿鞋”，他有自己的“秘密”。
“想搂钱太容易了，批地批钱给政策，权力可以说是无边大，”原市长助理道尔吉说，“可牛玉儒基本上不管钱，由常务副市长管钱，这很难做到。”
包头市纪委监察局执法监察室主任马树明对记者说：“建筑工程招投标是在牛市长任上规范起来的。”
牛玉儒到包头任市长的1996年，正遇上该市发生地震，震后重建的工程量剧增。牛玉儒强调，所有的公共工程必须实行公开招投标，要选择最好的队伍把项目搞好。
包头在全自治区第一个建立了招投标大楼，楼里专门设立了办公室供市纪委干部常驻进行监督。马树明说：“主要领导带头做好，其他人就不敢乱来。”
“我是牛家最不孝的儿子”
在家乡通辽，牛玉儒是犯了“众怒”的，亲属们对他的一致评价是“不近人情”。按他亲戚的说法，“谁不想升大官呀，总觉得有他这棵大树，想有个靠山乘乘凉。可我们亲戚的事儿，他一律不办。”
牛玉儒三叔的儿子牛勇智在医疗器械管理站做了八年站长，希望得到提拔。2001年3月，牛玉儒作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到通辽市考察工作，牛勇智特意到宾馆看望堂兄，托他在市领导、市委书记面前说句话，“你一句话就行，关照一下，他们都明白”。
牛玉儒的回答让他一时说不出话来———“这话不能说。你要想干出事业，要靠实力去竞争。我相信你”。
一次去呼市出差时，牛勇智到牛玉儒的办公室，听到他在接电话，是牛玉儒一位亲戚要结婚，托他找几辆政府的轿车。牛玉儒问：“这样吧，你需要几台车？”对方大概说5辆，牛玉儒说：“那行，我明天给你派5辆出租车迎亲去，我出钱。”然后撂下电话。
包头市副市长程刚当年是牛玉儒的政府秘书长，他记得牛玉儒的一个叔叔带着刚从军队转业的儿子从通辽来，在牛玉儒家住了一周，显然有求于他，而牛玉儒忙于出差招商引资，他们只见了一面。托玉儒给儿子找工作的事，叔叔始终没能说出口，程刚至今记得老人家欲言又止的神情。
在牛玉儒的家乡通辽，让亲戚们“寒心”的例子比比皆是。他的近亲属中很多人下岗，有蹬三轮车的姑父、扫厕所的姑姑，还有下岗近十年没有工作的妹夫。
对牛玉儒有过养育之恩的二叔，家里6个孩子至今全在农村。2004年春节，牛玉儒回通辽时特意到农村看望二叔，发现二叔仍然住着几十年前的土坯房，他心酸之余，留下三千元钱帮助二叔修新房。回到自己家，牛玉儒陷入童年的回忆，流泪了，他对妻子说：“我是牛家最不孝的儿子。”
记者试图了解牛玉儒不滥用权力的原因，有人归于他追求完美的个性，更多人则提到他的童年。
牛玉儒6岁丧母，当时最小的妹妹只有6个月，他在家里6个孩子中排行第三。牛玉儒的父亲是国营五金公司副站长，经常出差，就把他和另外两个孩子送到乡下和二叔一起生活，而二叔家本来就有7个孩子。牛玉儒对童年印象最深的是没有棉鞋穿，脚上满是冻疮。
对他影响很大的是他的父亲牛树仁。1984年牛玉儒当上自治区纪委秘书长时，父亲给他写了封信——“咱家从来没有出过当官的，我不担心你会犯什么错误，就担心你能不能永远去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官……”
一个硬汉的最后90天
2004年4月22日，一次例行的健康检查中，牛玉儒被发现肠子上长了一个东西，需赴京复检。4天后，结果出来了———结肠癌肝转移！
可怕的消息首先击倒了他妻子谢莉。她和牛玉儒结婚24年来，共同度过的日子合起来没到10年。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僻静的角落，谢莉失声痛哭，怨他、气他，一点也不珍惜自己的身体。知夫莫如妻。谢莉知道丈夫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他们1980年结婚，仅有3天婚假，他一天也没用。
到呼和浩特工作后，牛玉儒忙碌更甚。一次，他出差回来很晚，谢莉等他到12点，就睡着了。早上醒来，发现他的东西在，人已不知去向。打电话才知他已在去往鄂尔多斯的路上了，妻子哭了：“你这么干，到底还要不要命了……”他说：“我现在必须得这么干，等将来我退休了，一定好好在家陪陪你……”
可是，谢莉没等到这一天。
4月26日住院那天，牛玉儒恳求大夫尽量在“五一”长假期间把手术做完，争取3天下地，7天拆线，15天就能回去工作……
待体力稍有恢复，躺在病床上的他就开始办公了。白天，努力显得精神饱满，让人们感觉到他在恢复。可当一天忙碌后，他绷紧了一天的神经松弛下来，与妻子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伴着低低的呻吟渐渐睡去。每当这时，妻子的心就像被撕裂了一样。
有一次，女儿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故意给他讲笑话，解除他的疲劳。他眼睛盯着女儿，看似在认真听孩子讲，可听着听着，忽然从他嘴里冒出一串工作电话号码，要女儿马上给他拨通。女儿再也笑不出来，抱着父亲大哭。
化疗最摧残人，但牛玉儒每次在化疗结束后的五六天，身体刚刚开始恢复，就急着要回呼和浩特。住院三个月，他就回了三次。
牛玉儒最后一次回呼市，是参加7月份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议，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
会前头一天，牛玉儒让妻子准备参加会议的衣服。可谢莉伤心地发现，他的衣服大都不能穿了。原来2尺9寸的腰围，现在都不到2尺3寸了。
牛玉儒沉默了一会，又开心起来，说：“就多穿几件内衣吧，显得胖些，别让同志们为我担心。”
看着他兴致很高地在衣镜前一件件往上套着衣服，眼泪模糊了妻子的视线，她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违心地安慰他说：“已经很合体了。”可在她心里，已经知道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会议了……
第二天一早，牛玉儒穿着整齐、精神饱满地出门开会，直到中午12点，他脸色惨白，被同事搀扶着回到家，无力地倒在床上，连调整自己合适姿势的力气都没有，长时间地一动不动，妻子和女儿都被吓坏了。后来才得知，他在大会上作了2个多小时的即兴讲话……
8月10日，牛玉儒进入昏迷状态，已不能说话了。在又一次昏睡醒来后，他看着妻子，仿佛要向她表白什么，可他舌头僵硬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但谢莉还是从他那温和的眼神中感觉到，他是那样的恋恋不舍，很快，他的眼眶溢满了泪花……
8月14日，牛玉儒与世长辞。
8月20日8时不到，通往大青山殡仪馆的的呼哈路上，长长的吊唁队伍延伸了数公里之长，自发赶来送别的呼市市民越来越多……
此时天空阴沉，如丝细雨绵绵而下，如泣如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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