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审判“南京大屠杀”中国对日索赔路在何方?

　　2004年11月23日、24日夏淑琴起诉日本作家松村俊夫和亚细亚大学教养部教授东中野修道名誉侵权案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开庭审理，这是第一次由我国受理的涉日赔偿案件。

　　时至今日，战争依旧在与人类相伴而行。人类是否能永远告别战争，远离暴力与强权下的恐惧，将取决于人类是否能从每一次劫难中增长更多的理性。当年道出“法制时代，先审后斩”的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的梅汝璈先生曾经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编 者

　　夏淑琴与日本右翼势力抗争到底

       ……疯狂的、惨绝人寰的屠杀。一个日本军人在南京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夏家的院子里，举起只有一岁的小女孩儿，直直地摔到地上，襁褓中的她无声地死去。她的母亲、15岁的大姐、13岁的二姐被强暴后，相继惨死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爷爷和父亲也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咿呀怪叫的身着黄色制服的日本士兵几天内以各种非人的方式将这座城市里的30多万老百姓残害。夏家周围的邻居举家消失在这个世界……

　　这就是1937年12月13日的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的一个血腥片断。夏家九口人中，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妹妹夏淑云是唯有的幸存者，夏淑琴在被刺中左肩、右腰和背部三刀后，因昏死而躲过此劫。

　　“灾难发生前，从大人言语中，我有种浑身发颤的恐惧预感。但是懵懂的我、4岁的妹妹和13岁的二姐躲在我们仅有的大厚被子下，抖着嘴唇讲着不知道什么内容的故事，借以互相安慰。很快，他们（日本军人）用脚踹开屋门，我亲眼看见爷爷和父亲的惨死，尤其是1岁的小妹被举到门外摔死，我和四岁的妹妹哭出了声音，他们听见，用刺刀使劲的捅过来……等我醒来，首先看见被扒光了衣服的二姐流着血横死在我的脚前，全家只有4岁妹妹的哭声……”夏淑琴老人掏出手绢捂住浑浊的眼睛，没有眼泪。

　　初见夏淑琴

　　2004年11月22日，在距离南京大屠杀67年纪念日还有20天的时候，记者在花店订制好了一篮代表《法制早报》全体员工心意的鲜花之后来到老人的住所。

　　一进门，夏淑琴的二女儿张学霞马上问，看见她母亲没有，记者很诧异。原来老人早早地去了门口的公交车站，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老人回来，第一句话是：“真对不起，我没有看见你进来。”

　　没等记者问什么，她就很快、很有条理地复述起幼年的一幕幕惨剧。老人讲到每一个动情的环节，浑浊的眼睛里透出的是坚强，她说：“泪是流不出来了，眼也快哭瞎了。”

　　死里逃生后的生活

　　7岁的夏淑琴在浩劫中死里逃生，幼小的她懂得了生命的宝贵。她苏醒后14天里，一边儿忍着3处刀伤的巨痛，一边儿还得照顾妹妹，她们靠着家里剩下的锅巴和水缸里的生水，也靠着意念生存了下来。

　　“夏家还活着两个小鬼！”一位从“老人堂”（老人院）的出来的奶奶惊呼。这位老奶奶收留了她们。

　　夏淑琴的舅舅聂光忠得知消息后，找到她们姐俩儿。“舅舅看到家里那些基本腐烂的尸体急得发疯，最后找到一个棺材，一个协会组织给了四块木板，又用家里大橱，草草把丧事处理了。从此我们一直在舅舅家生活。”

　　1952年，22岁的夏淑琴经过“同志们”的介绍，与南京下关公安六分局的张鸿章结婚。那时夏淑琴喜爱学习。当时又没有工作，就一边儿操持家务，一边儿参加“组织”上组织的学习班，她只要有时间，就写啊画的，很认真，丈夫张鸿章也支持她学习，支持她成为知识青年。夏淑琴说：“我从小没有读过书，有这么个机会就要好好把握。”那一阶段，她确确实实地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1960年，“组织上照顾我们家，安排我到南京市中山陵管理局做园林工人，从此我有了自己的收入和独立的工作。”但不幸的是，1979年，夏淑琴的老伴儿张鸿章病逝。这时他们的三个孩子都还没有工作，家庭的负担又一次重压过来，夏淑琴甚至有些喘不上气。恰在此时，中山陵管理局因为调整，夏淑琴不得不面临“内退”，当时她的月工资只有24元。之后，夏淑琴又找了几份临时工作，“每月多挣百八十元，贴补家用。”她说：“劳动是光荣的，即使给人家扫地也是光荣的。”

　　与日本右翼势力抗争

　　1994年，夏淑琴应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约请，准备去日本参加一个由日本人组织的和平集会，去做个历史见证人。

　　“在日本，我把我的经历和见到事实全部讲了，我身上的三处刀伤也给他们看了。我希望日本人能够正视那段历史，好好反省。”

　　回国后，夏淑琴觉得应该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那段历史，正视那段历史，在朱成山的安排和支持下，她多次参加国际和国内的各种相关会议，以自己的苦难经历，唤醒更多的“有侵略战争倾向的人。”

　　“其实，我没有必要那么做，我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说到这儿，老人又一次用手帕捂住眼睛。

　　说到11月23日的诉讼，夏淑琴老人的眼里透出一道很深的光芒。

　　“我想不好，有些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右翼势力，为什么想否认那段历史呢？我控诉那时的日本法西斯暴行，他们竟然污蔑我是‘假证人’，这是在骂我、侮辱我。”

　　“19日下午，我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加了美籍华人张纯如的追悼会，我感激她能够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悲惨，同时，我又想到那位曾经在南京工作多年，在大屠杀中成为‘中国妇女保护神’的美籍华人魏特琳女士，她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死亡的形式也是一样的，难道这还不能警醒那些有不良企图的日本人吗？”

　　“您对即将开庭的这个案子，有什么想法呢？”记者问。

　　“提到这个案子，我脾气就不好。从2000年，我做好准备起诉那两个日本人，就一直催律师和找法官，好长时间也得不到准确的回答，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们这儿的报纸上说，‘夏淑琴的案件有头无尾，太可惜’，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我不断的催促之下，马上就要开庭了。不管这个案子能否胜诉，如果日本方面不能履行判决，我也将不会退缩，我要坚持和那些侮辱过我又拒不赔礼道歉的日本人斗争到底！"夏淑琴老人决绝地说。

　　中国对日民间索赔案件

　　□实习记者 张有义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大致有四种情况。

　　战争受害索赔

　　这一类型涵盖了侵华日军战时各种暴行伤害的诉讼案件，如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日军性暴力受害者、无差别轰炸受害者和一些战争伤害与惨案等的诉讼案件均属此类诉讼。

　　战时劳工索赔

　　劳工索赔是战时因为日企业强制奴役而造成的伤害案件，至今共发生12起。这一类型的案件也是目前能够取得突破的对日索赔案件。如2000年11月29日，在东京高等法院的调解下，原告鹿岛公司同意向原告耿淳等986名花冈受害者支付5亿日元；2001年7月1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向被掳掠到日做苦工的刘连仁赔偿2000万日元；2002年4月26日，日本福冈法院判决日本政府和三井公司向张宝恒等15人赔偿1亿6千5百万日元等等。

　　战争经济损失赔偿

　　这是二战期间日本企业强征掠夺中国民营企业财产的诉讼案件。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民营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但是由于证据搜集困难，这类案件不多，目前也未得到解决。例如，香港“军票”索赔案件。

　　受害者名誉侵权索赔

　　这一类案件目前只有两个当事人，即南京的李秀英和夏淑琴两位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

　　1994年，两位老人曾经在日本的一次和平集会上，作为证人向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进行了控诉。

　　1998年12月，日本自由历史观会会员松村俊夫通过株式会社展转社公开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认为上述两位老人是“伪证人”，对她们的身份提出质疑。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1999年9月17日，日本进步律师和学者代理李秀英以“损害名誉”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正式起诉该书作者松村俊夫、发行人相泽宏明和出版社株式会社展转社，要求赔偿1200万日元，在朝日新闻等媒体上公开道歉。

　　2002年5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判决：《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中有关记载损害原告的名誉，三方被告应向原告赔偿150万日元。

　　2000年夏淑琴在代理律师谈臻和顾永忠帮助下，对松村俊夫和日本另一右翼分子、亚细亚大学教养部教授东中野修道提起诉讼。审判“南京大屠杀”

　　□实习记者 曹 芃

       南京大屠杀真相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进行中，最沉重、也是最震撼人们心灵的一幕发生在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时刻。

　　铁证如山

　　1946年9月，为了查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在法庭登台作证的，是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许多中外同事逃离南京避难的时候，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威尔逊留了下来。他目击了日本人在南京的血腥屠杀。

　　曾经到南京实地调查的美军上校托马斯·莫罗检察官向法庭提供了约翰.马基神父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到的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在法庭上，这段影像资料被检查方面作为物证当庭放映。

　　约翰·马基神父的作证和他所出示的胶片资料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所有人感到惊愕不已。

　　杀人机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还接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作证文件，那就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拍发给德国外交部的一封秘密电报。

　　这封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是发现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所有法官都非常重视这份电报，并给了它很高的评价，因为它是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是与日本结盟国家所提供的。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防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结语是这样说的：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这部“野兽机器”高速度、达马力地开动了长达6个星期之久，中国南京变成了人家地狱。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整整20天里，是整个法庭审讯过程中最沉重的时刻。除了那些日本战犯，法庭内外的人们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军队会突然像野兽一样发疯？

　　当时“南京大屠杀”的特殊情况是日本在上海的“淞沪战役”中吃了亏，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让他们感到吃惊。到了南京，日军就用大屠杀的手段来摧毁中国军民的这种抗战心理，要制造一种恐怖。

　　随着法庭调查露出血腥罪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日本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审理让日本国民深感震惊。

　　荒唐的“哥哥弟弟”理论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的审讯中，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组织了一系列反证证人，试图为他所犯下的罪行开脱。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奇怪的“日本哥哥和中国弟弟”的理论，他说：“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所谓‘亚洲大家庭’中兄弟之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这同哥哥经过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回心转意。我的守则可归结为：在上海地区的斗争目的仅仅是征服反对我们的中国军队，至于中国的官员和国民，根据可能则应得到安抚和保护。”

　　检察官莫罗对松井石根在法庭上阐述的“哥哥弟弟”理论感到十分好笑，他质问道：“请问，‘弟弟’对‘哥哥’的‘爱’反应如何？”

　　松井石根回答说：“‘弟弟’没有理解这一点，对‘哥哥’的‘爱’一点也不感到高兴。”

　　对于如此荒唐的逻辑，检察方面认为根本就不值得驳斥。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制作的判决书中，对于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做了如下决定：

　　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6个星期内，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松井石根有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的审理，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残暴与兽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日索赔路在何方。

       以史为鉴

        □实习记者 张有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59年了。但是日军在中国的兽行留给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创伤却至今犹存。

　　日本应以德国为榜样

　　面对现实，德国的表现比日本大度。德国前总统卫锡嘉在二战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中说：“若拒绝反思违反人道暴行的史实，便会很容易受到感染而重蹈覆辙。”前德国总理勃兰特更鼓起政治家的勇气，为承担历史责任而跪在二战犹太人死难者墓前真诚地忏悔和诚恳地道歉。卫锡嘉还告诫德国国民：“我们无论是否参与过暴行，年老或者年幼，都要承担历史责任......必须互相砥砺，使彼此明白为什么必须让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因而，德国现政府及多间机构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纳粹强迫做苦工的受害者予以赔偿金额不超过33亿美元。

　　日本政府的表现呢？他们就东亚各国民间提出的索赔诉讼一再以“两国政府已完成有关战争赔偿的安排”为借口不作赔偿，至今不向东亚洲人民诚心道歉。

　　索赔之路依然艰难

　　中国人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多达6000多亿美元，经过血与火的残酷洗礼，以无不畏的牺牲精神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我们更有理由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性质，国际社会已有明确的结论，对于战争恶魔，国际社会也进行了公正的审判。

　　然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投降至今已半个世纪之多，一部分日本人仍然不能正面历史，这一系列的对日索赔案件是一种民间的力量，重新唤起了民众的民族自尊心。

　　中日民间索赔之路仍然十分艰难，还有很多复杂因素制约着索赔问题的解决，但是，我们必须朝着解决的方向去努力，只有这样，中日两国真正的和解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