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时空：灾难之后的心理救援(组图)

　　在非典时期，由于父母都被传染非典型性肺炎去世，而曾接受过心理干预的一位学生说，当时陈章良校长并没有对她隐瞒实情，认为应该让她第一时刻就应该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用很利落的一个方式就把这个事情转达给她了，也用很利落的一个方式告诉她应该接受这个事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有时候直接比婉转的还要更好，更容易让人理智、清醒一些。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汪向东告诉记者，在灾害以后,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和行为问题,比如说抑郁障碍、焦虑障碍，还有一类就是遭受巨大打击以后，我们称为创伤后应急障碍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更加极端的情况能够导致自杀。

　　1974年，美国心理医生凯朴兰首创了心理干预这门专科，利用语言这个特殊的工具，帮助失去亲人的人们度过精神危机。此后许多国家都开始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实验，并把心理干预引进灾后救援和重建的体系。

　　心理干预进入我国比较晚，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的克拉玛依火灾。事后，当地政府向外界寻求心理干预治疗。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心理干预研究起步比较晚，当时我国在这一领域人才奇缺，就是少数几位专家也缺乏实战经验，有的甚至在现场手足无措。

　　随后几年，长江洪水灾害、大连5.7空难和非典等灾后救援活动中，心理干预工作开始有不同程度的介入。这次包头空难中，来到包头的500多名遇难者家属，只有150人接受了心理干预治疗。受到专业人员数量和专业水平的限制，没有实现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

　　另一方面，我国对心理干预的需求却非常大。据统计，我国受到天灾人祸影响的人次每年平均有2亿人，仅在去年一年，全国受灾人次达4.9亿。对他们进行有效的帮助和心理治疗，迫在眉睫。而目前我国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加起来还不到2万人，这2万人中会做心理干预的更是屈指可数。而在美国，专业的心理医生达40万人左右，是我国的20倍。

　　对于这个问题，让我们看看东方时空场外评论员的观点：

　　吕秋云（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病学主任医师）

　　大家对心理问题还不是太认识，比如我们北大幼儿园出事以后，我们就及时联系了。我们当天晚上就去了，这是我们本系统的，但是有些人还是不理解，说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精神病。另外就是关键还是观念。各级政府对这方面的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人员还差得太远，人员的人数比较少，只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即便是心理医生，但是他会做心理干预、危机干预或者是灾难以后的干预，这样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

　　2002年卫生部、公安部、中残联还有民政部已经下了一个红头文件，要求把受灾人群作为一个重点的干预对象，以后所有的灾难里边预案要加进心理卫生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