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恒 桂娟
温暖冬日，站在双庙集的十字街口，几乎感觉不到这里与豫东大平原其他村落有任何差别。但身处村民中间，获得他们充分信任后，就会知道，他们遭遇了怎样的不幸——围拢过来的一群人中，总有三四个艾滋病病毒（HIV）携带者，几乎每家都有艾滋病患者。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岗王乡双庙集村，郑州以东大约200公里，河南省38个艾滋病帮扶重点村之一。全村3100人，1200多人有卖血史，已发现500多人感染艾滋病，1997年至今已有180多人死于艾滋病。
记者11月28日走进这座村庄，看到了各级政府为村民们所做的非凡一切，免费医药、诊所、学校等等。同时，我们也亲手触摸到村庄角落和人们心中的灰色地带，平和而透出无奈的灰色地带。
落泪的老汉
现年66岁的石凤现老汉和老伴吴自粉相依为命。两个儿子各自成家。这本来该是一个富足和睦的典型农村家庭，但自从老伴、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被诊断出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他家已变成全村最贫困的人家之一。
走进石老汉家的时候，他正在拾掇那点胡萝卜，这是他今冬的主菜。老伴去村卫生所挂针了，只有一个小孙子和一个侄孙女在家陪着他，站在门边啃馒头，就着大葱。
谈到艾滋病，老汉更多的是自责，虽然全家现在都靠他和那一亩多地撑着。
“我有肺气肿，都怪我有肺气肿。”石老汉说，要不是家里困难，没法给儿子盖房娶媳妇，老伴当年就不会去卖血了。他告诉记者，吴大娘今年65岁，从1990年代初开始在各地卖血，先是开封地区，最后是柘城县，一次卖两袋（400毫升），可以挣40元钱，每月卖三五次。2001年去郑州检查出感染艾滋病，几乎是村里最早知道自己患病的那批人。
石老汉说，在检查结果出来那天，他只对老伴说了一句话：“开朗点，还能多活几年。”
2001年，儿子和媳妇也检查出感染艾滋病，为了治病，原本不富裕的石老汉家几乎倾尽所有。可是，屋漏偏逢连阴雨，2002年6月，唯一一间正房也塌了，老汉只好与老伴睡进了西边的窝棚。从来没向村里人和政府伸过手的老汉只能申请救济，几经周折，总算又盖起了一间朝南的瓦房，算是有了睡觉的地方。
一个不经意的问题却让老汉情不自禁地落了泪。
“多久没吃过肉了？”我们问。
“多久？好几年了吧。过年也没割上肉呀。”石老汉说着，两行眼泪顺着沟壑纵横的面颊缓缓流下，“吃油？也不能总吃吧，那样吃还中？”
走进西边充作厨房的一间窝棚，只见黑洞洞一片，只能弯腰站立。案板上摞着几个空碗，放着一捆芹菜，没有任何调味品，哪怕是盐和酱油；一口面缸打开盖，里面什么也摸不到。
“不过今年好，”老汉擦干眼泪，又露出硬朗的笑容，“今年养了鸡，过年就靠它了。”
流浪的孩子
村卫生所的墙上，写着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一个孩子站在墙边，抬头认真看着。村里人告诉我们，他叫吴春林。
春林12岁，家本不在双庙集，而是在不远的朱庄村。2002年，他的父亲因为艾滋病去世。不久，原来就瘫痪在床并且患有精神病的母亲无人照顾，也离开人世，只留下这个孩子。
因为没有其他亲人，春林母亲死的时候，父亲的几个朋友买了几条烟，请人拉到火葬场火化了，没办丧事。春林则被送到了双庙集，当时这里有一个专门收养艾滋病孤儿的“关爱家园”，由北京大宝化妆品公司捐资修建。
春林现在就读于村小学。大人们说，这孩子从小让父母宠坏了，不爱学习，以后外出打工恐怕也难。不过，春林似乎还不会意识到那么远的将来，他说他只爱看《格林童话》。
村卫生所的一间治疗室内，同为35岁的刘涛和谭采莲两口子正在输液。他们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两个男孩站在屋里，看着他们。那是他们的儿子，一个11岁，另一个12岁。
“有没有想过，一旦你们走了，孩子们怎么办？”我们问道。
“咳，咋办呢？走一天看一天吧。”刘涛说着，看着儿子们。孩子们懵懂地看着爹妈和我们。
他们会是新的春林吗？
无奈的名人
朱进忠在双庙集、乃至拓城都是个名人，因为他当年创建的“艾滋病孤儿”收容院曾经上过多家媒体的版面和屏幕。据他说，去年1年就有100多家媒体采访过他。
他家大概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建筑，两层小楼，贴着瓷砖。38岁的朱进忠说，那是他16岁开始做建筑，后来又在外村包了35亩地，外加养猪和卖血的收获。坐在他家院子里，午后的太阳晒得人暖烘烘的，这个面容消瘦的男人不断胡噜着自己的头发说：“怎么办呢？实话说，很难。”
朱进忠说，现有状况下，政府为他们这个艾滋病村做了很多工作，付出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但艾滋病患者们的确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像生活补贴，像单亲家庭和“爷孙家庭”的生活问题。他说，希望在政府与患者之间搭建更多桥梁，但力不从心。
朱进忠也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990年到1995年间，他正是结婚生子的时候，手头紧，所以与村里人一起去卖血，自己每个月大概3到5次，媳妇则是每月2到3次。
村里最早1997年就有人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死了。2000年，村里人开始大规模显露症状，情况已相当可怕，当年有60人死亡。那时候，没等日落，村里的街道上已空无一人，“仿佛躲瘟神一般”。
2001年，村里人开始听说艾滋病，开始成批地到省城检查。第一批去了58人，其中54人结果是HIV阳性。朱进忠属于第3批，一共14人，100％呈现HIV阳性。后来，他的父母和两个叔叔也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朱进忠是第一个站出来，为村里其他艾滋病毒感染者服务的人。2001年，他开始艾滋病防治宣传。2002年，他开始筹建收留“艾滋病孤儿”的学校，2003年2月，学校正式建立，在他家边上盖了一排2层小楼作教室，修了篮球场。这所本来只是准备接待本村十几对夫妇双亡家庭遗孤的学校很快就把邻近村落的“艾滋病孤儿”都收纳进来；到了6月，已经有了30个孩子；8月，孤儿数增加到50多个。
朱进忠说，此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给予大批援助。各类衣服捐赠达近万套，从2003年11月23日到2004年2月，共收到捐款180多万元。
后来，县里建了“阳光家园”，朱进忠也因为“健康状况不适合办学”，把收养的孩子和所有捐款都移交给了“阳光家园”。当年的校舍如今已空无一人，门口堆着不少杂物。
朱进忠现在又找到了新的“发热”领域。他告诉记者，正准备从山东引进废塑料加工机，带着20来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开展加工生产，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生产自救。
采访的最后，朱进忠给我们看了当年与演员濮存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合影。他说，还一直记得濮存昕的一句话：病人要有病人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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