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俄罗斯的批准，《京都议定书》将在明年2月16日生效。随着“后京都时代”的临近，中国将再一次不可避免地参与到这场事关中国发展的全球利益博弈之中。
《京都议定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意在国际社会能通过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阻止全球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京都议定书》则是其具体化。
《京都议定书》的内容是实现公约的第一阶段安排，所以只涉及工业发达国家。为了确保减排目标实现，议定书特别规定，必须有占1990年发达国家二氧化碳全体排放量55%以上的发达国家的批准，议定书才能生效。由于1990年，美俄两国排放量即占53.5%(美36.1%，俄17.4%)，而美国又坚决抵制，于是俄罗斯的批准就成为达到55%这个“门槛”的惟一可能。
2004年11月18日，俄罗斯终于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递交了批准书。不过，俄罗斯此前的摇摆已经让议定书的生效大大迟于1997年京都会议时预想的2000年。
然而，《京都议定书》生效也无法回避一个老问题：在承担减排义务的主要发达国家至今对《京都议定书》三心二意的情况下，“京都模式”是否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制度？由于《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将于2005年就2013年以后的“第二减排承诺期”开始谈判，“京都模式”能否继续适用也将成为一个疑问。
1997年，中国经过艰苦谈判，顶住了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自愿承诺”减排的条款，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了“宝贵的不受外来干扰的十多年时间”。那么，十多年以后呢？据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计算，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10年将降到32%，2020年进一步降到29%；相反，目前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将达到全球排放总量一半以上。可以预料，在2005年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将会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相应的义务要求，而中国必然成为其关照的重点。
美国眼中的“不平等条约”
发达国家显然应对全球变暖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即便今天，占世界人口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世界上70%以上的能源，排放着50%以上的温室气体。基于此，“京都模式”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达成了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不平等条约”。具体体现为：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在“2008年-2012年第一减排承诺期”内的减排目标，欧盟8%，美国7%，日本6%……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
“不平等”是就单方面承担条约义务的发达国家而言的。事实上，承担最大义务的美国政府至今对议定书耿耿于怀，这就使能否落实《京都议定书》的义务成为一个疑问。
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对缔约国规定不同权利义务的条约并非第一例。如《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是这样的条约，它们区分了“核国家”与“非核国家”，前者在允许一些国家拥有和制造核武器同时又为其他国家规定了不获取、不制造核装置的义务。
此类条约虽然具有“公益性”，但具体落实则必须化解单方面受约束国家的不满。如果条约主导国是“大国”，那么它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或者以提供援助，甚至制裁的方式，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如同美国在朝鲜、伊朗、伊拉克核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京都议定书》单方面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却不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和实力。对于美国的顽固抵制，别说发展中国家，即使是积极推动《京都议定书》的欧洲也无能为力。
二氧化碳中的“铜臭”
美国坚持反对《京都议定书》单方面赋予其义务的立场或可理解，那么其他发达国家为何对《京都议定书》如此支持呢？除了重视环保、国内环保势力雄厚因素之外，现有减排义务的履行方式能够使议定书对其经济的影响减至最低，也是原因之一。
与传统条约义务的表现方式不同，《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减排义务的规定了精确的数字标准。不过，议定书也规定了非常灵活的履行义务方式，如“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等，从而为发达国家也提供了回旋余地。
“联合履行”允许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在成本较低的另一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投资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项目，并将因此减下来的减排额返还投资国，冲抵减排义务。不过，无论如何联合履行也是履行，而且只能在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实施。
不过，这样的限制显然不能让美国满意。在美国的坚持下，《京都议定书》还写入了“清洁发展机制”，从而允许发达国家在此名义下与发展中国家“联合履行”。也就是说，把“联合履行”限制的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很明显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成本低，效益高)，以换取减排额度来冲抵本国应负的减排义务。显然，因为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根本不承担减排义务，“清洁发展机制”其实是对《京都议定书》加诸发达国家义务的一种规避。
至于排放贸易，意思是如果一国的排放量低于条约规定的标准，则其剩余的额度可以直接出售给完不成规定义务的国家，以冲抵后者的减排义务。国际排放贸易与联合履行机制相似，只是前者省略了繁琐的投资审查程序，表现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俄罗斯犹豫多年终于决定加入《京都议定书》也与此有关。首先，《京都议定书》下给俄罗斯的减排义务为0，即俄罗斯只需能够维持其在1990年的排放量即可。由于自199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停滞，目前俄的实际的排放量大大低于1990年，也就是说俄罗斯还会有剩余的减排额度。而且，在2003年9月的《气候变化公约》莫斯科大会上，俄罗斯将其广袤的森林的二氧化碳吸收量主张为一般估算数值的两倍，即3300万碳素吨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这使得俄罗斯获得了更大的剩余减排额度，可以在加入《京都议定书》之后通过排放贸易大赚外汇。实际上，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早就将其减排义务同俄罗斯的减排贸易挂上了钩。
防止全球变暖的真实的谎言
这个皆大欢喜的安排让议定书的生效颇具讽刺意义：仅是俄罗斯的减排剩余就可以抵消发达国家所承担的很大一部分减排义务。因此，环保人士不乏嘲弄地指出，这是给《京都议定书》的防止全球变暖的努力吹进了一股“热气”。
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国际能源机构的测定，2000年源于能源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美国以24%居第1，中国位居第2(13%)俄罗斯第3(6%)、日本第4(5%)，印度第5(4%)。在这前五名中，由于美国不参加以及俄罗斯减排目标为零，只有日本承担实质减排义务。如果再考虑到日本、欧盟、加拿大等国家可以通过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贸易来对其削减义务进行金钱交易，即使《京都议定书》生效了，在多大程度上能起“防止全球变暖”的作用，不得不被画上一个大问号。
由此看来，《京都议定书》在对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颇有点画饼充饥的味道。《京都议定书》的现状，使得它即使生效对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后京都时代”随着议定书的生效不可避免地迫近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其温室气体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而急剧升高，很快会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众矢之的。可以预料，在第二个减排承诺期的谈判中，焦点将是对履约三机制的检讨和如何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
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课题
《京都议定书》的减排履行方式必然会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重点。“花钱换减排”的“京都模式”，让《京都议定书》更像一个贸易条约，而非环境条约。在后续谈判中，如果“花钱换减排”仍被允许，发展中国家将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日美等发达国家的真实动机：即通过设定难以达到的减排目标并允许金钱购买的履行方式，增加特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本。
国际社会如今在全球环境利益和个别国家发展利益关系上分成三个利益集团，它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存在不同利益诉求。一类是发达国家，他们在发展上享有既得利益；第二类是“发展缓慢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发展利益上暂无利益；第三类是“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面临的发展与环保负担最重。
今天，相当多国际环境义务不再是只针对具体国家，而是涉及国际社会全体。防止全球变暖就关系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由于未来十来年内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将超过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想再根据“历史责任”继续获得完全免除显然不现实。而且发展中国家在是否应该承担条约义务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实际上，在京都会议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就站在发达国家一边，呼应要求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要求。如何避免孤立是在下一轮谈判中，中国和印度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
是否承诺减排义务不仅涉及如何避免外交困境，还取决于国内如何看待发展。中国需要的发展当然是可持续的、兼顾人类全体利益的发展，而非满足一部分人私利的、以摧毁环境为代价的、自杀式的发展。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能源贫乏的国家，能源结构不尽合理，能源技术和设备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不高。从长远来看，这些不仅是我国能源安全的隐患，同时也制约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这一点上，同样是能源贫乏国家的日本的姿态值得我们借鉴。的日本人在环保问题上的高调，与其说是为了在防止全球变暖问题上作出“国际贡献”，不如说是从自己的能源安全出发，通过积极提高自己的能源利用技术水平，为在石油供应日益紧张条件下的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做好准备。因此，即使没有减排义务的要求，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制止能源浪费，发展节能技术等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措施也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命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乐于见到承担一定的合理的减排义务的安排。这不仅会减轻我国在环境外交上的压力，而且可以化压力为动力，保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在承担义务的前提下，谈判会围绕“共同但有区分责任”的原则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承担多大的义务。因此，在进行“后京都时代”的下一轮谈判之前，我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科学全面地评估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状况和能源利用效率，为在新一轮谈判中争取一个不损害我国发展利益的公平的减排义务目标提供决策依据。(张新军(清华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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