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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特大超市投毒勒索案嫌犯忏悔
■采访动机
11月13日至15日，北京7家大型超市接连发现了以投毒为名勒索的威胁信。这在建国以来的北京市甚至全国都是第一次。从接到第一家超市报案起67个小时内，北京警方将以投毒为名勒索的犯罪嫌疑人尹刚抓获。在尹刚被抓获时的那张照片上，记者第一眼就看到了尹刚那张瘦长脸上的一双眼睛，那双眼睛的眼神空洞而惊恐，微微透着点无助。这双眼睛离我们对做出这样轰动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想象相差太远。尹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深仇大恨要如此报复社会？近日，记者直面尹刚，期许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在尹刚被抓获不久，记者就在看守所里见到了他。虽然是隆冬季节，但这一天阳光格外充足，预审室里暖洋洋的，尹刚却捂着一件旧式的军大衣弯着腰缩着脖子脸色苍白。尹刚呆呆地说，他所谓的投毒只不过是花2元钱买了一点农药放在针管里吓唬超市，没有往食品里打过任何东西，“没想到会闹腾出这么大动静，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一个问路人吓得他吞了曲别针
尹刚偏着头跟预审员说话时不时痛苦地用手顶住肚子。记者问他怎么了，尹刚咧了咧嘴，挤出了一丝苦笑：“又犯瘾了。而且我被抓前一天吞了一个曲别针……难受。”
尹刚说自己吸毒已经有七八年了，中间曾经因为儿子一句“你要再吸毒我就不认你了”而断断续续地戒过两年，但终因精神空虚而复吸。15日晚上，他从卡里取出了敲诈的1500元现金后，坐车到增光路去买“粉”，正走在路边时，突然看到一辆汽车直冲着他开了过来，心里有鬼的尹刚以为车里坐着的是来抓他的警察，赶紧从兜里拿出一枚曲别针吞了下去，结果只不过是一个外地司机向他问路。被虚惊一场吓得几乎魂飞魄散的尹刚顾不上买“粉”，回到暂住地就瘫到床上。16日上午，曲别针绞得肚子疼痛难忍，尹刚想到医院检查，结果就被北京警方抓获。
败家妻子让他穷困潦倒
1983年，儿子的出生让当售票员的尹刚感觉经济困难，于是他辞职当上了第一批“倒爷”。
说起那段经历，尹刚显得有些兴奋，拿手比划着尺寸：“那会儿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从南方弄来砖头大小、放录像的机器，大伙宝贝得不得了呢。”几年下来，尹刚的积蓄达到了二十几万元。日子刚好过了，问题也就来了。尹刚说：“我老婆迷上了‘耍钱’，天天不回家，那点钱没几年就快折腾光了，儿子11岁那年，我们就离婚了。”
那几年，越来越不顺心的尹刚开始把目光投向毒品。“医院开给癌症患者10支杜冷丁，他们有时候会卖出6支，这样他们治病的钱也就出来了，我们也合适了。我给那些超市留的针管其实就是我平时注射用的。”虽然开始吸毒，尹刚说他一直维持着基本的面子：“你看我的样子，要是我不说，你看不出我吸过毒吧，我一直控制不让自己特别上瘾。别人吸毒是要得到那种快乐，我只是在特别难过时才注射一点，为的就是忘了那些不快乐的事。”为了不让人背后指点评论他吸毒，尹刚从来不为吸毒向亲戚朋友借钱，也从来不在家人面前注射。两年前，尹刚在注射杜冷丁时候，被儿子看到了，“我儿子盯着我，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要是再吸毒，就不配当我爸爸’。”这句话让尹刚放下了毒品。直到他在1个多月前碰上了人生的又一道坎。
女友自顾不暇弃他而去
自被儿子发现自己吸毒后，尹刚选择出走希望重新振作。在到北京的车上，他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当“小姐”的同乡。两个人很快走到了一起，女同乡一直负担尹刚一切生活费用。直到今年9月底，女同乡感到“生意”越来越难做，而这个看上去体贴、斯文的尹刚只知道吃自己喝自己，却什么活都不干，几乎是个废人，失望的女同乡有一天突然“人间蒸发”。等了好几天的尹刚几次找女友未果，生活陷入窘困。连房租都付不起甚至一天只吃一点食物的尹刚被迫回到老家。
尹刚在老母亲和儿子忧郁的目光中日夜昏睡，并很快被朋友“关心”地带去注射杜冷丁。10月初，尹刚听人说在保定看到过女同乡，他随后赶到保定，不过尹刚没有找到女同乡的踪迹，身上的钱却几乎花光了。他郁郁寡欢地跑到天津，“那真的是我最艰难的日子，我就想不知道从哪里能弄一点钱，我也没看过任何这方面（以投毒为名勒索）的消息，就觉得超市有钱，我吓唬他们一下，如果他们怕报警关门损失太大，就会给我点钱让我走人算了，我也不要多，他们给我多少算多少。”
尹刚在一家花店花1元钱买了一点农药，装在用过的青霉素注射用小药瓶里，又在药店里买了几个针管，放上了一点农药，“我得让超市的人知道我确实有农药，所以得给他们留下有农药的针管，但我真的没有往任何商品里注射农药，万一出人命了，那事就闹大了，我真的没想到要害别人。”在天津、保定以这种方式勒索了4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时，尹刚于11月10日来到北京。
选择北京因为这里没人认识他
来到北京后，尹刚花了2元钱又买来了农药和针管。11月13至15日，尹刚以投毒为名接连勒索北京7家超市。虽然尹刚一再强调“为了不把事闹大”，他没有往食品里注射过农药，但是后果还是“想象不到的严重”。尹刚说起那天被民警抓获时，苦笑道：“我那天刚从旅馆出来，就有几十个警察冲上来把我摁倒了，我想到我会被民警抓到，可我从来没想过是这个阵势，吓死我了！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在北京作案时，尹刚低头沉默了一会，解释说：“我知道用银行卡取钱时，那些取款机前有监控录像，我们老家就那么点地方，谁都认识，我当然不会在老家干了。而北京谁都不认识我，就是被照下来了，也不知道我是谁，安全多了。”尹刚告诉记者：“我在天津时一分钱都没拿到，倒是在北京后，有的超市往我的银行卡里存了1500元，我没跟超市提我要多少钱，我一共就拿了这么点钱，而且一分都没花。我现在都想不明白我怎么会干这么愚蠢的事情，这太不值当了。”
宁愿加刑也不愿老母知情
在聊天时，尹刚几次提到了他的母亲和儿子。“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妈，我妈从30多岁就守寡把我带大了，她现在一直吃素，每天烧香就盼着我能过好，我儿子已经21岁，学理发好几年了，可还是不能自立。我觉得我自己是罪有应得，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妈妈知道，她若知道了，不死也得瘫。只要能不让我妈妈知道，就算多判我10年都行。”但是当说到加刑时，尹刚又迟疑了一阵，痛苦地揪着头发，半天才抬起头说：“如果给我判刑时间很长，真的还不如把我枪毙了算了。”
整个谈话期间，记者发现尹刚的目光多次集中在那位坐在电脑前的预审员身上。最后他终于说：“要是我有机会学电脑就好了，我想让儿子也学电脑，没有一技之长保不齐哪天走投无路就犯傻了，现在想起来我真傻，怎么会想起干这种事……”
采写 通讯员 夏天亮
本报记者 刘甲
摄影 通讯员 夏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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