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就要讲个价”
在《苦婚》中，有一位港人司机阿松(化名)的说话——
在深圳生活，我的几个同事先后在这里包养了二奶。说起夫妻制度，我爸爸就有三个老婆，那是上一辈的遗风了。我想，有伴总比孤独好，何况费用不高，两个人的开销跟一个
人也差不多，就同意了。住我隔壁的女孩子，她被香港老船工包养，她不这样又能怎样呢？像她这样没有文化，素质又不高的女孩子，我敢打赌，她出门找工作，每月就是800元钱的事，她都找不到。
涂俏说到激动处，会站起来：这个海湾村，原来的渔民、农民啊，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致富，有钱就盖房。一盖就是七、八层楼。海湾村里盖了140多栋楼房，现在有200来户是原住户，其他1000多户，都是住满了的。“村子里的年轻靓妹，多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等。我敢说，就这些妹子，就是让她们换上深圳女孩子的衣服，站到街头上去找工作，她们也很难找着。为什么？最根本的，是没有文化。还有，就是从事简单的密集型劳动，时间很长，工资又太低，600元、800元，她们有谁愿意干？”
《苦婚》，这本22万字的著作里，记录的就是诸位外来妹子“怎么从打工到当二奶”的过程和现状。千回百折也好，千头万绪亦罢，说的大都是家乡贫困，特区诱惑，抵达后寻找工作的屈辱，挣钱时岗位上的艰辛，及其最终万般无奈之后的屈服和出卖。有的当过餐厅的“企客”，也就是门童，试工时从下午站到下半夜的2点，先站10 天再说是否要人。也有做企业的“大烫”，服装厂的烫工手提2.5公斤重的熨斗，一拿10个多小时。更有做桑拿女和发廊妹的。再有就是收入太低。有人受欺侮了，有人来表示救助，有人开出价位，于是，就有人“卖”了。从一天一卖，到几个月一卖，比较好的是几年只卖给一个人。“最好的是将来‘转正’。”
于是，处女补膜术诞生了，二奶介绍业也半公开了，人贩子应运活跃……
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过两次被包养的“历史”。她家在农村，13岁出门闯世界，1998年春节过后来深圳淘金。她读书读到初中一年级，诸多大字不识，缺乏技能，在城市劳动力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她被淘汰了。
她不得不答应去见见同乡女友介绍的那位香港老头。
……怎么比自己的父亲还要老？介绍人用身体挡住她的退路，劝她：你不是处女，又没有钱了，回家不也是一样要嫁人？天底下男人都是一样的。下回有年轻的，保证给你介绍。
老头见阿妹点头，很开心，乐颠颠地带介绍人和阿妹去酒楼吃饭。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带着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个小时就租了一套二房一厅。再赶到村里的一家超市与家具城，买了沙发、衣橱、床垫、床架、床上用品、梳妆台、茶几、凳子，还有热水器、电饭煲、煤气灶与煤气罐，付了50多张百元大钞。等到商店把货品送到房内，打理完毕，已是凌晨2时。
……香港老头督促阿妹冲凉。阿妹强作欢颜，“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的管”，她重重一声叹息，钻进被窝，紧紧闭上了眼睛。……她想离开老头，深更半夜的，她又能到哪里去？身上的钱住宿费都不够。阿妹也觉得，如果不辞而别也对不起老头，人家毕竟是正经跟她过日子的，他为她置办了这么多的家当。
阿妹与香港男人的见面时间在下午，到交易达成，住房家具全部办妥，直至下半夜两点，男人让女人冲凉，也就花了8至10个小时。男人出的价位明确而简单，花去50多张百元大钞。房租另付。此类房租一般价位在1500元至2000元。如此界定，购置一位内地年轻女子阶段性“陪伺”的首期费用，大概为7000元人民币左右。
这段记录，又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即没有规定这个香港男人与阿妹的“合同期限”，介绍者也根本不涉及这个问题。所谓的遇上年轻人再介绍，本就是顺口胡说，透露出的就是卖了一次，以后可以再卖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天，这香港老男人返港“打理业务”，七八天后回来，带来一枚戒指，再给阿妹500元人民币“零用”。而内地女子的心态是：人家也在花钱与自己“认真”。在香港男人和内地女子的心目中，在这段“苦婚”的实际操办中，根本没有“法律文书”的影子。
生活了一年多，我觉得这个港人还不错，每月按时给我3000元，房租也是他出的。我的生活一下子从容起来，安定下来，也算小康了吧？我很满足这种被人包养的生活，真的很满足。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沙头角做咨客，冬天穿得极少，每天还冻得鼻涕乱流，“罚站”超过10小时，一个月才600元。我做美容，一个月都不止这个数。
海湾村里有个小花园。一处大理石凳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大体感觉是男长女幼。涂俏说道，又是一对在谈判，人家出钱多呀。我回答：我的感觉复杂，现在我脑子出现的几个字是：“买卖就要讲个价”。
变革的悖论和呼喊
有二奶，就有大婆，有二奶、大婆，就有她们共有公用的“爷”。
中国有句老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句话从来就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职场”气息。婚姻之中应有的一切内涵，在这句话当中影踪全无，剩下的只是作为生命生理需求的供给者和受惠人的关系。中国农耕岁月，男人是主要劳动力；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大转型时期，因为经济发展生态的不平衡，因为传统规则泥沙俱下的沉重负荷，二奶现象的出现，成为难以避免的社会故事。
从打工到二奶，年轻的女孩子们走过血和泪的长途。无穷尽的等候，间隔型的会面“睡觉”，定期颁发房屋租金和包养躯体“肉金”。在人类范畴，性是人灵肉合一的故事，正常婚姻中女性都具有的深情、哀怨、愤懑和仇恨，还有故作姿态的平淡、言不由衷的表演，二奶们都不缺乏。自然，男人们也理所当然地“制造”些削价、拖欠、最终“玩失踪”等等故事来应对。
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很多二奶们将“当二奶”作为一种“不错”的职业。
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一些极端方式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不是被男人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病。我们永远是弱者。
在这个村里，二奶有不少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有兄弟姊妹多人。你一旦外出打工，往往逼得你去卖血卖身也得搞点钱回家，养活他们，甚至供他们上学、盖房、讨老婆！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或恋爱。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毕业。外出打工经历相同：孤立无援，吃尽苦头，因而常常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
我不是表示做二奶就是这一类女人的唯一出路，但至少对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说，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就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光拿钱不做事，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5岁造花名册，就是国家干部，就有了国家工资。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养？
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她的“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学劝了又劝，叫我与其千辛万苦，不如每个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我想了一个星期，我咬着牙答应了。
一年多来，我累得很，总要遭受不同男人的欺负。做小姐这样烂下去不是长久的办法，不如找个男人稳定一点，不用成天担心得性病。我想也没想，就跟他来到这个村，租房子住下来。他一个星期过来一次到两次，我慢慢地喜欢上他了。我一个外来妹子，在深圳总算有个家啊！总算有个男人记挂着我啊！
涂俏遇上一个叫阿婷的二奶，她认为自己遇上了好人。她被包养的价格较高，每月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这5000元，就是阿婷的“红利”。逢年过节，“老公”还给红包。有时一个红包就是一万元。她要是“离婚”，家里就断了摇钱树，又要坠入贫困。阿婷认为：“女人有人养，不愁吃不愁穿，这才是天大的福。(家乡)全家人一年到头，从春累到秋，田地里收下的苞米、稻谷、红薯，统统加起来，也卖不到5000元钱！”阿婷父亲还这么说：做二奶有什么怕的，好过在家乡挨苦受累，一月拿5000元钱，不要说下田，连太阳都晒不到一下，要知足！
对于这类特殊女子来说，她们是生活在深圳特区，但她们心中却依旧生活在自己家乡早被确定的行为支持或束缚“系统”中。这个“系统”的成员，就是同乡与亲友。二奶们的大多数都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尤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的广泛宽容。
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些“支持系统”笑贫不笑娼，认为当二奶不再是一个“火坑”？答案是简单而又极其复杂的：因为支持系统的贫穷，因为血源关系的责任；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异，因为面对未来的向往。
大变革时代的社会，人潮开始流动，心愿开始更新，外边的世界很精彩，里面的世界很无奈，到处充满着呼喊和悖论，悖论和呼喊。
什么未来不未来的？对我们这些做小的来说，有个男人呵护你，这就足够了。
鬼话，凡是做二奶的都想不开。阿灿喃喃地说：做小，做小，小、小、小……说着说着，她突然嚎啕大哭。这一天，阿灿的哭声使得整个海湾村都显得这般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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