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调节比个体调节重要
记者 万兴亚 张伟
“工作倦怠在今天的中国广泛出现，是很正常的，因为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价值观、成就观、幸福观等受到冲击，而新的为人们广泛认可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确立，这反映到生活和工作中，就是很多人对职业缺乏认同感、成就感，对生活缺乏信心和快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许欣欣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许欣欣认为，工作倦怠大都发生在城市，发生在“白领阶层”中，因而，她又称这种病为“城市病”。而在广大农村，或者在进城务工人员中，很多人还在为生计而奋斗，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养家糊口的“饭碗”，因此“发作”这种病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
许欣欣说，职业倦怠或枯竭，不但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还会造成缺乏职业道德、消极怠工等职业危害，严重的还会破坏家庭和睦、社会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李超平博士也认为，我国经济目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工作倦怠的出现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是不利的。
他分析说，从短期来看，工作倦怠对“个体”或者“组织”的影响最大。但是，随着个体工作倦怠程度的加剧或者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上班一族出现工作倦怠，整个社会的工作与生活质量必将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工作与生活质量的下降，反过来又会影响组织的运转效率与效果，进而导致组织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品质下降。最终，可能会触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道德水平的下降、危害社会行为的增加等等。
据李超平介绍，国外发达国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前一段时间CNN报道在美国有68％的上班一族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倦怠。西方对这类问题非常重视，比如在英国，有专门的“压力日”，在这一天，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一些非营利组织会在全国各地宣传压力的危害性，并举办各种培训，配发各种资料来帮助人们消除压力。
他强调，关键的问题是要以人为本，唤醒人的价值追求。在管理过程中，也应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发挥人的积极作用，并为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舞台。
他说，从国外的研究结果来看，要治疗工作倦怠，一方面要靠个体自己的努力，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求个体所在的单位、部门、家庭调整相关的政策、制度、对工作的安排等各个方面。只有两个方面有效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治疗工作倦怠。
一位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内心独白
本报记者 吴珊
林进（化名）是一家建筑业大型国企人力资源部的副经理。他说，调查报告当中的一些结论，非常符合他现在的精神状态。
林进的职业生涯快进入第9个年头，但是他却用“刚刚起步”来形容他现在的职业状态。记者明白他指的是他迈过了中层管理职级这道“坎儿”，在此之前，他经历了从办事员到业务助理再到业务主管的职级晋升。
199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毕业后，为了留京，林进进了某大学人事处。那时他的工作就是每年七八月份，为学院招收十来个毕业生，平时统计一下考勤、发发工资、给教师员工上保险、评职称和管理档案等。“当时的人事工作很轻松，对老师的管理也很松散，人事调动都由校领导说了算。”言语中流露出他对第一份工作的无奈。
1997年，林进被调任某中央企业人事局劳资处工作。这是一个正部级单位，机关气氛很浓，从科员、主任科员、处长到局长等级森严，职员也有很强的长官意识，领导下达的任务，再难也要去完成。“那时我也是一个科员，和很多同事想的一样，就是什么时候才能当处长。”林进说，“可从一个科员晋升为副处长，在这样的机关，需要等待8～9年。”
“我性格直，不想多考虑人际关系，只想把事情做好，这种性格不适合在机关里工作。”林进说。1998年，他辞掉了这份工作，开始寻找“真正能做事情的地方”。
1999年5月，林进进入一家建筑业知名国企做招聘助理。“这是一家建筑业内最早市场化的大型国企，同事几乎全是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工作关系简单；老总也鼓励大家学外语、鼓励做事。”林进把这里当作了落脚的地方。
“很多部门经理的年龄和我相当。”34岁的林进说，“我们在一起吃饭时都觉得确实有报告中说的情绪衰竭的状态，但是成就感没有低落。公司的内部论坛里，也常见基层职员的不满，待遇问题和管理问题遭投诉的最多。”
和记者见面的前一天，林进刚刚组织了一场面对大学毕业生的现场招聘会。会议结束后，年轻同事邀他一起去唱歌，结果他不去唱歌却负责买单。“实在是太累太忙了，现在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因为毕业生招聘，他已经转战大连、长沙等许多城市。“就是平时的工作日，我也没有8时以前离开过办公室的，周六也照常上班，部门经理都和我一样。”林进对报告中“情绪衰竭”这一项尤为敏感，这个结论暗合他现在的职业困境。“职业枯竭问题，和体制问题、行业特点、企业文化和人自身的素质都有关系，原因非常复杂，不是报告中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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