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在没有中央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区分的中国，占全国公务员58％的县乡两级公务员———超过300万人，受制于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绝大部分难以升迁，只能在科员、办事员这两个最底层的台阶上走完职业生涯；相应的，难有太大起色的工资、福利待遇也将伴随他们终身。已向国务院报送即将提交初审的《国家公务员法》，将为他们另辟一道上升阶梯———即使没有职务的升迁，也可以通过职级晋升获得待遇的提高。（《新京报》12月5日）
如果能确立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的“双梯制”，无论对于打破“官本位”的思想，还是在公务员中间实行公平合理的分配，都是有益的。
然而笔者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职务晋升还是级别晋升来决定公务员的待遇的高低，都是一种以身份来决定待遇的做法———当然，这种身份关系不同于封建社会中因血缘、宗亲关系生成的天然身份关系，而与本人的努力有关，反映了其能力、业绩、资历等综合素质。但是，如果仅仅以职务、级别这种身份关系的晋升来决定各种待遇，不引入公务员在实际工作中业绩大小作为评判机制，仍然是非理性和不公平的。因为，职务、职级的确定往往是一次性的，公务员只要上了一个台阶，待遇也就上去了，那么其待遇就只和职务、职级有关，而与实际工作中付出的劳动无关，这样在事实上就产生了“同等劳动不同待遇”的不公平现象。
如北京市推行“3581”工程后，北京市中级法院的一位人士说，以前科员的基础工资比处级低，但如果办理的案件多、质量好，收入可能与处长差不多，甚至更高。据他介绍，北京市某中院自1996年以来渐渐形成自己内部的奖金制度，其主要的标准是“工作数量和工作质量”，客观上有利于法院公务员工作积极性的提高。而这些奖金的取消———虽然新制度中设立了绩效工资，但它仅与公务员级别挂钩，而与其个人业绩表现无关———可能导致大家回到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时代。（《新闻周刊》）
同时，这种单一的评判机制也可能会加剧在职务、级别晋升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一次性的投资能换来长久不变的回报，何乐而不为呢？
在笔者看来，公务员职务、级别的晋升给公务员带来的荣耀是无以伦比的，权力的拥有使其万众瞩目，能在更高职务上实现其人生抱负，这是给公务员的最高回报。不然，何以理解美国总统布什最近提名家乐氏食品公司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古铁雷斯为商务部长时，这位卡洛斯先生会舍弃750万美元的年薪而自愿出任年薪17．5万美元的公职？因此，职务、级别的晋升本身是对公务员的充分肯定和认同，但如果其要获得比他人更多得多的待遇，仍然应当更加努力地工作，而不是简单地以其已经获得身份进行分配。也只有如此，大多数处于金字塔底端且升迁无望的低级别公务员，才能在多种形式的待遇分配机制中获得勤奋工作的动力。
笔者建议，《国家公务员法》有必要引入以实际业绩来确定待遇的机制，建立职务、级别的晋升和以实际业绩来提高待遇的双重机制。当然，这种业绩在具体评定中如何量化，不同职务、级别的公务员中实行什么样的标准等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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