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世昕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中说：“对交通银行锦州分行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发现2000至2002年，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法院、古塔区和凌河区法院联手作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2．21亿元。”
这不到一百字的叙述背后，是3个举报人15个月的酸楚之路。
“该我这个科长知道的事，老有人遮遮掩掩不让我知道；该我这个科长管的事，也常常有人拦住不让我管”
鲍宇当过的最大的官是科长———交通银行锦州分行风险处诉讼科科长，干的时间很短，只从2002年八九月间干到第二年年初。鲍宇说，科长的差事算是竞聘来的，但后来也是他主动放弃的，因为活儿没法干。该他这个科长知道的事，老有人遮遮掩掩不让他知道；该他这个科长管的事，也常常有人拦住不让他管。
银行风险处的责任是监控银行贷款，防止出现不良资产。如果贷款的企业还不了款，鲍宇所在的诉讼科就要通过司法程序向企业追回银行的钱。
当上科长后的鲍宇，陆续发现了那些后来被他收集为举报证据的问题。最初让他警觉的事是，刚当科长没几天，一家变压器厂的财务负责人就找他，问：“银行已经把该厂抵押贷款的房子拍卖还贷了，是不是应该给个手续？”
鲍宇感到蹊跷的是，这样的事正好是他管，自己怎么没听说过？他翻遍科里所有的档案，都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人家说咱卖了房子，怎么没有卖房的资料，也没有卖房的收入？”作为问题，鲍宇马上将此事上报给风险处处长赵某（2004年6月，赵某因贪污、挪用公款被判有期徒刑2．5年），得到的答复是，“这事你不用管了”。
之后，类似这种不清不楚的事又发生了几起。鲍宇说，自己总是不知趣地反复向赵某反映，甚至还告到行长那儿。
董航是鲍宇的下属。董航说，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和处里领导发生的摩擦是，2002年年底，他费了很大劲才让法院查封的一处贷款人的房子，居然轻易地让领导解冻了。而银行划定给董航的任务量，是每年要追回几百万元的贷款。这一解冻，害得他肯定完不成任务。他要求领导给个说法，处长赵某的回答是，“如果非得要个说法，你就到人事处待岗去吧”。
当时的科长鲍宇虽替下属抱不平，但也搞不清风险处领导的意图。
2003年春夏两季，鲍宇虽然不当科长了，到另一个科室做了普通职员，但“非典”那段不能出门的日子，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查阅风险处的档案，也发现了足够多的问题。
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质疑，被说成“私下搞整人的资料，写匿名信。这些极少数人好比苹果箱中的几个烂苹果，若不及时清理掉，全箱苹果都会被传染腐烂”
2003年8月22日，星期五。下午，交行锦州分行风险处全体员工突然接到通知，要求16时到四楼会议室开会。以为只是开个业务讨论会的董航一进会议室就发觉气氛不对，会议室的桌上居然放了几本员工待岗的培训教材。他不以为然地拿起这些教材翻了翻。
一位副行长宣布的会议主题让鲍宇、董航等人大吃一惊：银行决定缩编风险处，给大家半个小时时间考虑，希望大家主动报名离开风险处。如果半个小时后没人报名，就采取投票的形式，决定谁离开。
半个小时后，大家开始投票。规则之一是，谁弃权，就等于给自己投了一票。
鲍宇在选票上写上“不同意此种做法”，就离开了会议室。董航和刘某也拒绝投票。投票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鲍宇、董航、刘某3人分别以排名一二三的顺序被“选举”离开风险处，同时离开的还有另外6个人。9个进入待岗行列的员工被要求第二天交接工作。
董航把消息告诉了最早离开会议室、已经回家的鲍宇。
鲍宇想不明白的是，就在同年1月评选头一年的先进工作者时，自己高票当选。而这次选举，差不多还是风险处的这些人，自己却“高票”被选为缩编对象。
几个月后，审计署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份当时鲍宇等人看不到的交行锦州分行的《建议风险处人员缩编的报告》。报告这样说，“风险处大多数同志能挺身而上，继续战斗。但有极少数人惊慌、颓唐，甚至退却放弃。更有甚者，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别有用心，大含杀机，私下搞整人的资料，写匿名信，打小报告。他们断章取义，无中生有，诬陷好人，挫伤了同志们的积极性，不仅耽误本职工作，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我处的正常工作秩序，更严重的是，这种恶劣行为干扰了分行党委的日常工作，损害了锦州交行的整体利益。我们交行人坚决不能答应和容忍！这些极少数人好比苹果箱中的几个烂苹果，若不及时清理掉，则全箱苹果都会被传染腐烂。”
“我始终认为自己去上级部门反映情况，是为了维护银行的总体利益”，但去总行举报的3位举报人，被按旷工处理
被“选”为待岗人员后的第二天，去交接工作的鲍宇在办公室碰到了同事刘某。鲍宇至今还记得当时自己对刘某说的一句话：“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
当天下午，刘某、董航拿着平时积累的材料聚到鲍宇家，商量怎么办。他们感到，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走。整个下午，三个人都忙着准备举报材料。鲍宇拟提纲，董航将证据分类，刘某写初稿。
“我从没写过那种材料。”鲍宇说，写出第一稿时天已经擦黑，总共写了四五页信纸，几个人都不满意。第二天一大早，三个人又聚在一起，将稿子改了一遍，内容主要是他们发现的造假核销假在哪儿。这一天，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决定了上哪儿去举报。
“分析来分析去，我们决定先上总行，我们还想将来继续在交行工作。”鲍宇回忆说，“当时真没想别的，只要求不待岗，相关责任人能被处理。”鲍宇说，自己虽然曾经要求离开风险处，去别的部门，但实在不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正好碰上暑期运输高峰，锦州已经买不到直接到上海的火车票。心急如焚的几个人一刻也等不及了，决定先坐火车到北京，再坐飞机到上海。
2003年8月26日，三个锦州分行的员工第一次以举报人的身份走进了交行总行。因为自认为材料准备得很充分，该反映的情况都说得差不多了，呆了几天后，三人决定于8月29日回家。
回家的头一天，8月28日下午，上海下着瓢泼大雨。要回家了，想起出门前家人都挺支持，但也挺担心的神情，几个人都觉得来一趟上海不容易，好歹也给妻儿捎点东西，于是就坐地铁去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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