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上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老人的遗体在石子岗火葬场火化，随后，老人的骨灰在雨花功德园名人苑入葬。当天上午，老人的家属、其他幸存者、历史学家、政府领导以及一些媒体记者近百十人参加了追悼仪式，而其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市民得知消息后到场送别老人。
市民杨先生昨天来电表示，他一直关注着日本政府对待中日历史的态度以及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者的现状，在得知李秀英老人去世的消息后，杨先生感到特别惋惜，“我以前只是在媒体上见到老人活跃的身影和铿锵有力的控诉，心想一有空就要去拜望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后来得知老人生病住院，我就准备去医院看望，但得知老人需要静养，就未去打扰，想等到老人恢复后再去看望。”
杨先生今年50多岁，出生于建国后，未经历过那场浩劫。但是杨的一位亲人也曾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在30多年前已患病过世。除了这位亲人对杨先生曾经的口述外，对于那段历史的印象，也已跟随老人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成文的记忆了。杨先生深感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憾事。
杨先生说：“有些是我们可以留住的，有些是我们所留不住的。没有见到李秀英老人最后一面，哪怕是老人的遗容，这是我人生第二件憾事。从老人留下的照片和声音记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一个坚强的人，更是一个坚强的民族精神。”昨天，杨先生独自一人去了雨花功德园，瞻仰了这位让他尊敬的老者。
不少市民提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正在逐渐老去，作为活的证据，他们的远离是一种损失；而作为民族的精神，我们将用什么来承载着这种精神？
沉重的历史瞬间
李秀英离开后，她的后代就曾经向记者表示，想为母亲留下一尊像，是为了母亲生前的愿望，希望老人的形象能留下来，让后人记得那沉甸甸的血泪历史。
家住五老村的尹德银老人已经84岁，身体不错，对于67年前的那段经历，已经很少有人问及，记者一提起，老人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我当时17岁，从南京逃回了禄口农村，没想到我们村里也有鬼子，当时他们都住在我们家里，一早有两个小鬼子端着枪，让我帮他们提东西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段，我借机闪进了一个小巷，溜了。”尹德银不放心家里的东西，转而又回家把家里的腌肉埋了起来，可刚出门又遇见了那两个日本兵，老人回忆：“他们一看见我就举起了枪，我那时候能跑，跑“S”型，他们在我身后打了三枪，都没中。”在那次劫难中，尹德银的父亲被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当记者提起为幸存者们留下塑像时，老人笑笑，“都走了”。老人曾经与几名大屠杀的幸存者保持着联系，但近几年一个一个都离开了，老人摆摆手，“没人了”，眼里流露出一丝无可挽回的无奈。
杨竹英奶奶现在住在马鞍山，1937年的时候，她14岁，站在自家的房顶上亲眼看见了日军在下关挖万人坑，“都是青壮年，用绳子串在一起，活埋了。”老人现在常常给自己的孩子们谈起67年前的所见所闻，老人的儿子陈先生告诉记者：“我的母亲每天都在提醒我那段历史，而现在很多年轻人似乎对此有些淡漠了，如果真的可以有这么一个蜡像馆，那就太好了，去参观的人都可以看到那段血腥的历史。”
用蜡像传承历史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张连红教授始终认为，把李秀英充满坎坷的人生和敢于反抗的精神留在人间、留给后人，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老人的一尊像正是一个载体。
张连红表示：“老人不仅经历了大屠杀，而且拼死反抗，最终死里逃生；解放后，她又参与了国际审判，勇敢地站出来指证残暴日军；晚年，听说自己的经历遭人质疑，老太太再一次拍案而起，毫不恐惧，直到逝世的那一刻，日本的官司仍是她的一块心病。李秀英的人生是不同寻常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她是大屠杀幸存者中的一个典型。”
另一方面，张连红认为，目前更为重要的是，老人已经不在，能留下来的就是她的精神，后人如何把它留下来。“老人的生平本身就是历史，而她留下的更是精神，她的反抗、她的勇敢、她的大无畏，我希望能够永存，塑像能够让老人的形象立体起来，提醒后人不要忘记这些老人用一生的遭遇换来的精神财富。”
张连红几次强调，如果我们整个民族都能继承这种精神，那么相信整个社会都会变得不同。
南京大学文化遗产专家贺云翱教授也十分赞成这一观点，“正因为李秀英很特殊，所以我觉得做蜡像就显得很有必要，不仅对南京，对我们民族、对日本都很有意义。”
贺教授认为，栩栩如生的蜡像能够尽量还原历史人物，当我们靠近蜡像的时候，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人物本身，“面对蜡像，就好像是面对着一个历史人物，这给人的震撼力是很强的。”
贺教授提出，老人的蜡像如果真的可以塑成的话，那么放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比较合适的，“目前，纪念馆也正在扩建，如果可以将蜡像馆设计进去，将来陈列着一些类似有典型性的历史人物的蜡像，我相信会产生很好的文化、艺术效果。”
留住所能留住的
昨天下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纪念馆占地面积仅2.2公顷，纪念馆里的馆藏物品以及展示品内容非常丰富，而不少承载着见证历史、呼唤和平的证据及纪念物也越来越多，目前市政府和纪念馆都在着手考虑纪念馆扩建的问题。
“由于现在幸存者有几百人，而寻找幸存者和制作塑像的工作比较庞大，将会耗去不少的资金，塑造出的真人像也无法全部包括。”
作为一种纪念形式的尝试，在2年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祭奠广场上，一条印有大屠杀幸存者和重要证人脚印的铜版路正式开铺；同时，路的两边则是按照1比1的比例立起2座铜像，分别是9岁时被日军子弹打穿右肩膀的倪翠萍老人和20岁时被子弹打穿了右腿的彭玉珍老人。在2座铜像前，参观者都会凝视很久。工作人员说，群像的塑造或许可以成为扩建后的纪念馆可以考虑的一个项目，目前市政府还未公示扩建的具体内容，市民也可就此建言，纪念馆将尽力留住所能留住的。
倡议设立蜡像馆
李秀英老人带着未完的心愿走了。在老人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快报记者一直在关注着这位老人并陪着老人和老人家属走过了老人最后的人生；在老人走后的7天里，我们开始思考这位老人给我们所留下的。逝者已矣，来者可追。许多和李秀英老人一样命运的历史见证者的生存状况又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们活得好吗，他们所记忆的带着血泪的历史瞬间如何凝固成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教材，如何教育和感动着城市里的每个人？
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平静而富足，但我们不能忘记上一代所受到的屈辱以及屈辱下的坚强，那就是战争给李秀英等老人以及他们生活着的这个城市———南京所带来的灾难！我们极力寻找如何让老人的音容笑貌以及饱经风霜的那种神情永远留在这个城市中，探索如何让这个城市永远记得这些老人身上的伤疤，因为这些疤痕连同老人的经历已经埋藏在这个城市的心底。
我们倡议，为近几年寻找到的大屠杀幸存者塑像，通过立体的蜡像塑造，表现出那个历史时代给他们所留下的抹不平的累累伤痕，他们的群像将赋予那个年代永久的含义，也时刻警示着这个和平年代中城市人应该铭记着这段耻辱。
我们希望通过为幸存者塑蜡像，传承历史；我们希望听到这个城市里每个成员的声音；您的参与将是对这个城市过去和未来的关注，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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