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奸尸看黄碟 民工性压抑：迷失在都市的性爱

　　二十多年来，进城民工已数以亿计。民工大军的主力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劳力，大多数是单身出来打工。卫生部公布的一组数字显示，80％的外来农民工处于性饥渴状态，部分人因此已经患上性压抑症……

　　一些民工为啥爱看黄碟

　　11月29日《京华时报》报道，11月27日晚，在北京顺义区白辛庄村的一家小录像厅内，五六十名正在看黄碟的民工突遇警方检查。民工撞倒小屋的石棉瓦墙逃离时，有二十余人慌乱中跌进深达6米的化粪池。事后，建筑公司从化粪池里打捞出两名民工尸体……

　　出现这样的悲剧是令人痛心的，但从报道来看，警察的执法活动也似乎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只能说是这些民工为害怕处罚而酿成悲剧，但是，问题是这些民工为什么爱看黄碟呢？

　　记者在灯火通明的超市的台阶下遇见一位民工，他虽然穿着干净的白衬衣，但裤子和胶鞋上却沾满了泥点。这位民工在一个卖光盘的地摊前驻足。他拿起那些花花绿绿的光盘，仔细地看着封面上的照片和说明。一会儿，一位正奶着孩子的妇女凑过来：“这位大哥要毛片么？”民工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两人便往灯影暗处走。

　　记者也跟上去。那女人警觉地问：“你做什么？”记者耸耸肩，说没事儿，随便看看，便把头伸过去看她向民工兜售的黄盘。民工只管挑他的黄盘。黄盘上的画面不堪入目，民工看得如痴如醉。记者凑在他的耳边问：“有地方看吗？”民工点点头。“现在DVD便宜，哥几个凑点儿钱就买了。”他扭脸冲记者笑着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民工花12元钱买了两张黄盘，小心翼翼地装入他的裤兜，然后冲奶孩子的女人说声“看不清回来找你算账”，转身就走。

　　记者又跟上去，与民工并排而行，边走边聊。这位四十岁出头的民工来自河南驻马店，是木工，就在超市附近一家工地干活儿。他说他和伙伴们晚上闲得无聊，也没啥娱乐，就看黄盘了。记者问他几个孩子，他回答两个闺女。“为啥不把老婆接来？”他停住脚步，用很奇怪的目光打量记者，“人到北京不得租房子住？哪来那么多的钱？”

　　与这位民工在一起干活儿的大都是他的老乡，年龄在三四十岁左右，他们没人带家眷来北京，因为租房费用高，还因为妻子在家乡还要管庄稼、带小孩、侍奉老人。男人们在外边熬不住，存点钱就往家乡跑，好在驻马店离北京不太远，一张硬座车票不是很贵。在家呆的那几天，男人们几乎哪也不去，老黏着床，好像要把一辈子的精力在那几天全部释放。

　　“给我们发安全套，到哪儿去使？”

　　在北京南三环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民工李三旺是记者采访的数十名民工中肯讲话的一个。他是四川巴中人，36岁，人厚道，说话爽快。来京城打工已三四年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问其他民工问题，譬如能不能及时拿到工钱，伙食好不好，住的怎么样，民工一般都能坦诚相答。但问及关于性压抑问题，他们不是抿嘴笑，就是轻描淡写地说：“那只能忍着呗！”

　　李三旺告诉记者，他们早晨6点钟就开始上工，干到中午11时半才吃午饭，下午1点钟又要上工。但李三旺认为，工作虽辛苦，人只要习惯了，也就好了。而晚上下班后那枯寂的时光最让人难过。尤其是看见附近楼上窗口人影晃晃的，心就发慌。民工们大都三四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的年龄，家眷都在老家，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可能不想那事呵，可越想越心慌！”李三旺说，劳碌一天，吃过晚饭，伙伴们多少还有些剩余精力，无处打发，就四处逛悠，有的去耍牌，有的去录像厅，有的买了黄碟找地方看，也有个别找“小姐”的……“那都是些傻瓜，一个月才挣几个钱？”李三旺不屑地撇撇嘴。

　　据说民工无法摆脱性压抑时，往往以“自慰”来解决。李三旺讲了个笑话。今年夏天，区里某卫生单位来工地宣传性卫生知识，顺便为民工免费发放安全套，有饶舌的民工就在人群中起哄：“喂，请问给我们发这玩意，我们到哪儿去使？”一声喊，惹得民工们乐翻了天。

　　据《信息时报》的一项广州民工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50人中，有26人承认因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心理压抑和不适，例如烦躁、郁闷、心神不宁、萎靡不振，还有人经常出现性幻想；还有9人认为，因为长时间没过性生活，他们容易激动，脾气暴躁；1人坦承出现了性功能障碍迹象，而且他们都感到自己特别容易疲劳。

　　在这种情况下，观看黄色录像以解决性压抑自然是民工的选择。区别只在于经常还是偶尔而已。其实，民工也知道这是违法的事情，否则就不会出现北京顺义区白辛庄村民工因逃避警察而跌进化粪池的事件。

　　“什么苦都能受，惟有相思受不了”

　　两年前，陈永平的妻子从湖南到广州，在一家外资制衣厂做车位工。因为工厂管理严，活儿多常常加班，陈妻只能每年春节回一次家，但是每次不到初八又匆匆离家。因为迟到一天，工厂将按规定扣30元钱。每年都盼望过年与妻子团聚的陈永平无法忍受这份相思，放弃了家乡收入很不错的工作，来到广州打工。

　　然而，男人找份工可谓是难上加难。最后，他在老乡的帮助下在距离妻子单位几十里远的大石镇找到一份工作。每天一下班，他都会骑半小时单车往妻子那边赶，但妻子天天加班，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才能下班，陈永平只好站在门外等。等到妻子出来了，他又担心女工宿舍关门，只好和妻子坐在路边说说话，拥抱一下，然后又匆忙分开。每到星期天，陈永平早早地用单车把妻子接回宿舍。同宿舍的工友们见到陈妻来了，都很识趣地离开宿舍。只有这时，陈永平才能与妻子享受短暂的“性福”。

　　好景不长，陈的宿舍新住进了一个江西人。这人毫不知趣，一到周末就约老乡到宿舍喝酒，见陈妻来了也不避讳。陈永平几次旁敲侧击地提醒对方，对方却大声骂道：“你老婆来了关老子屁事，我喝我的酒又不打扰你们。”陈妻见状只好黯然离开。“人人都说打工苦，哪知‘相思’更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妻子回家团聚。”陈永平喃喃地说。

　　陈刚和妻子由于年轻、精力旺盛，又各住自己工厂宿舍，只好千方百计找地方“亲热”，郊外的芭蕉林、河堤的草丛中都见过两人的身影。有一次不知是谁报的案，两人正在草丛中“亲热”时被几名治安员捉个正着，带到了治保会。直到第二天，工厂来人证明两人是合法夫妻，才被放了回来。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新去处——通宵录像场。每次只要想“亲热”了，陈刚就和妻子花上八九元钱到录像厅，躺在情侣包厢内一边看录像一边亲热，一个晚上都不会有人来打扰。冬天时，录像厅老板为了多拉顾客，半夜还给情侣们发棉被。因为录像厅老板称“绝不会有人来查的”，陈刚这才放下心来。

　　陈永平和陈刚的情况还是好的，更多的孤身民工在都市里默默地劳作，默默地忍受着性压抑带来的煎熬，同时他们在家乡的配偶也忍受着相同的煎熬，并且由此引发了另一种社会问题——离婚。

　　河南省商丘市司法局近日就此做过一项调查。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该市法院所受理的诉讼案件中，离婚案件数量占六七成，其中农村的离婚率远高出城镇。在众多的离婚案件中，发生在外出务工或经商人员家庭的约占80％，离婚原因几乎都与外出有关。外出务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缺乏思想沟通以及性交流，造成感情疏远，久而久之婚姻难以维持。

　　杀人奸尸的恶魔原是腼腆民工

　　更可怕的事情还有。

　　2003年春天，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新楼盘金地格林小镇上空，笼罩着恐怖的阴霾。当年3月7日，在小区东边的荒草地里，一名拾荒的青年妇女头部被钝物砸烂。警察勘查现场，受害人是被先杀后奸的，死的样子很惨。恐怖像雾一样弥漫开来，在附近居民们的心间挥之不去。小区先前的安恬祥和被破坏，天一擦黑女人们便呆在家里，更不会让孩子出门玩耍。警察竭力追凶，但案子总也破不了。当年8月2日晚上，一名“小姐”被人砍杀在这个小区附近的桃树林中，也是先杀后奸，惨不忍睹。9月10日在金地格林小镇工地生活区东边的一个垃圾站附近，又有一名拾荒女被害，同样是先杀后奸。

　　接二连三的杀人奸尸案使小区及整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弥漫着浓重的恐怖，“那些日子，一到晚上，开发区里不但女人不敢遛弯，就连男人也捏一把汗，比‘非典’闹得凶的时候还恐怖！”一位当地居民回忆了当时情景。

　　当地警方成立了专案组，组织一切力量尽早侦破此案。9月26日早晨，穷凶极恶的魔头诱骗一名河南来京打工的妇女往草丛深处走，企图故伎重演时被警方擒获。

　　杀人奸尸的恶魔叫张双立，36岁，河北定州人，在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工地当木工。在审讯中，张双立又供述曾于2002年8月17日在朝阳区某高尔夫球场会馆规划用地附近草丛中将一女子杀死，同样是先杀后奸。2004年10月14日，张双立以故意杀人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但这案子留下了一些让人思考的东西。张双立在来京前没有犯罪前科;有一个16岁孩子的张双立像常人一样爱着自己的孩子；平时他蔫头耷脑不怎么说话,工友们听说他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觉得不可思议。有工友回忆说张双立人孤独不善与人交往，但喜欢听工友们聊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对淫秽色情书刊、音像制品痴若着迷，有时会冷不丁地说一句“没女人的日子真难熬……”

　　审讯过张双立的刑警介绍说：性压抑是张双立走向末路的重要因素！张双立只是万千民工中的一个败类，但这个极端典型的例子足以说明农民工性压抑的严重程度，已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了。

　　性学专家指出 外来民工夫妻像“牛郎织女”一样长期分居，遏制了人的正常需求，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而长期的性压抑会导致神经官能症，再严重则性格改变，易怒易暴，更甚者将人格分裂，产生对社会的破坏力。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2001年至2003年办理的强奸案件进行统计发现，有65件是来京务工农民工所为，占案件总数的58．6％。在多起农民工强奸案中，年龄最小的仅16岁，未成年人5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

　　融入都市生活是最终出路

　　农民工牺牲了作为人所应该享受的自在与快乐，以近乎洪荒的生存与劳动状态，创建了都市文明，最后能不能分享这种文明？

　　2004年10月19日，央视金牌栏目《焦点访谈》以“河南务工人员在北京”为题，报道了北京西城二龙路清洁队。报道中提到一个叫周建的河南民工，他是这个清洁队的队长，来京城16年，已融入京城的生活之中，街坊邻里的大妈们每每遇上困难，总会说：“找咱清洁队的周建呀！”周建俨然是京城百姓的一分子。

　　二龙路清洁队位于北京西城新文化街。清洁队有51人，来自全国各地，以河南农村民工为多，他们每天工作近十小时，平均月工资850元。队里管吃管住，虽然工作时间长点儿，但大家还是很安心。32岁的周建身上洋溢着都市人所拥有的自信与自尊。周建在河南来京务工人员中小有名气。他16岁来京，已在清洁队干了16年，2002年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等四部门授予“优秀豫籍来京务工人员”。

　　这是殊荣，几十万豫籍来京民工大军中当年只授予30人这样的称号。

　　记者和周建谈到他们的生活以及未来。周建说，北京作为开放城市，对外来民工的政策越来越宽松。去年取消了188元钱的外来务工人员暂住费，今年又取消了200元钱的就业费，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在京就读的赞助费也在今年被取消，这些说明了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在逐渐减弱。

　　对于民工最后能不能融入都市生活这个问题，周建认为主要取决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策，二是民工素质。周建说他来京16年，现在基本上算半个北京人。他的爱人也在京城打工，两人像城里人那样按点上下班，孩子也在身边。二龙路街道办事处为他分了一间住屋，虽说小点儿，但也确确实实有了落脚之处。记者在采访中，无论是河南、河北，还是其他省份的驻京劳务管理处的负责人，都谈到民工的业余生活。他们说要想方设法来丰富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以高尚的文化生活和道德情操来转移民工的性饥渴。有人提出，要为民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在工地附近开设夫妻房，以便民工的家眷来探亲，还可以给民工探亲假，以解民工分居两地的相思之苦。广州市白云区在民工集中的地方以实惠的价格推出“鸳鸯房”，就是这样的尝试。广州市石井街道办事处将一片经过改造的楼房廉价向外来工夫妇出租，这些房有厨房、卧室、卫生间，并提供物业服务。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八亿多，人均可耕土地却不足一亩。剩余劳动力偏多，而农村劳力的收入远低于城镇，于是每年奔向都市的这种打工队伍将绵延不绝。

　　记者曾走进多个民工工棚，他们居住条件非常之差 一间间不大的屋里，大都是上下床铺，拥塞着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肮脏的铺盖胡乱堆起，床下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民工的伙食，常常是一碗寡淡的大白菜或其他菜蔬，然后是一根筷子上串起四五只馒头。一群有着人之欲望的民工就这样生存着，压抑着……

　　当我们走在笔直宽阔的柏油路上，路两侧高楼林立，道两边绿树花草婆娑，我们会深深感觉到城市很美，而我们在赞叹城市巨变和美丽时，不可以忽略民工，因为这种巨变和美丽中，饱含着民工的汗水与苦涩。就是这样一群衣衫不整的人，用他们伟岸的劳动，创造了我们赏心悦目的都市文明。

　　（本报综合2004年总第424期《民主与法制》等报刊）